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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當代發展(附全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7-17 22:44:23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在傳統認識中, 國際法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可概括為國際社會, 其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晚近以來, 國際共同體一詞在國家實踐和學術話語中大量運用, 不少學者認為, 國家間關系的發展表明國際社會向一個全球性國際共同體轉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重新認識, 其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入全球治理, 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同體的學說, 關注人類整體和個體, 突出國際社會的終極問題, 強調國際社會差異性和依存性的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反映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出現、國際法對其正當性追問的回應以及國際法的等級化體系化發展趨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價值, 有助于促進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認知, 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話語能力, 推動中國所主張的國際關系法治化。

       關鍵詞:
       國際法; 社會基礎; 國際社會; 國際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項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國際法理論創新” (16JJD820011) 階段性成果;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Zha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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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emergence and exist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 summed up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is exhibits the coexistence of collision and cooperation and of common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he relations among nations.Recently, the ter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has been widely used in nation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and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shows a shift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ward a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flects China's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introduce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global governance;develops Marxist doctrines concerning the community;focuses on humans as a whole and as individuals;emphasizes the unity of differences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nd highlights its ultimate problems.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it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a holistic methodology, the respo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questioning of its legiti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trends of hierarch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helps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cap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ule of law China has proposed.

        國際法作為一種國家行為規范, 其產生和存在必然有一定的物質基礎, 這就是國家間的交往行為及交往關系。在國際法學界, 傳統上將這種國家間關系的總和稱為“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 它是國際法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而自20世紀中期以來, 對國家間關系的認識又呈現出向“國際共同體”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發展的趨勢, “國際共同體”一詞在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學術研究和實踐中使用越來越頻繁。在國際法著述中, 這一共同體的范圍通常指向全球, 而不僅限于少數國家構成的集團, 這使得在地域范圍上國際共同體與國際社會重合, 國際法的社會基礎從國際社會演進為國際共同體。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談及“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問題時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 指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 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同舟共濟, 權責共擔, 增進人類共同利益”。 (1) 此后,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發表演講,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進行了闡述, 形成了完整的主張。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突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 同時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2) 十九大對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了部分修改。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 “在國際事務中, 堅持正確義利觀, 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維護世界和平, 促進人類進步,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3) 2018年,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被寫入憲法。 (4) 至此, “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意識”發展成為具有深刻內涵的“理念”, 并最終納入中國執政黨和中國國家的法治體系, 成為中國新時代對外關系領域的根本性指導思想。

        就國際法領域而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在21世紀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新認識, 是對以往的“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理念的補充和發展, 對中國參與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意義。那么, “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三個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從國際社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發展脈絡是怎樣的?當代國際法的社會基礎是否正在發生改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的發展具有何種影響和意義?這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國際法社會基礎的傳統認識

      近代以來, 對于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體系的認識, 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論淵源, 分別來自霍布斯 (Hobbes) 、康德 (Kant) 和格老秀斯 (Grotius) , 代表了現實主義、世界主義 (或理想主義) 以及國際主義的思想傳統, 對國際法、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學說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1)

      霍布斯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 是國際關系中現實主義思想的來源?;舨妓拐J為, 人的自然能力的平等以及人的競爭、猜疑等天性導致了“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在所有時代里, 國家始終互相猜疑, 保持著戰爭的姿態。 (2) 雖然霍布斯主要針對的是國內社會, 但其理論為現實主義者所接受并適用于國家間關系?,F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關系類似于零和博弈, 國家利益是相互排斥的;國家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 不受任何道義和法律的限制。 (3) 這樣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典型的“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 , 霍布斯眼中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國際無政府 (international anarchy) 狀態。 (4)

       康德認為, 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是可能的, 這需要建立共和制的憲法、以自由國家的聯盟來保障各民族的權利、在普遍友好的基礎上形成世界公民, 由此各民族和國家將逐漸形成一個國際國家 (萬民之國) (international state) 。 (5) 康德對國際關系的描述, 可歸納為國際共同體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的理想, 被認為是世界主義 (universalism) 和理想主義的??档轮髁x還認為, 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跨國的社會紐帶, 國際關系表面上呈現為國家間關系, 而實質是人類共同體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在全人類共同體中, 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 雖然國家間有利益沖突, 但這只是表面和暫時的現象, 人類利益應該是一致的。 (6)

       格老秀斯的國際觀, 介于霍布斯和康德之間。格老秀斯反對“每一種動物都只是在自然本能的驅使下追求自身利益”的論斷;他認為, 人類有對和平的、組織化的社會和社會生活的迫切愿望, 維護這種人類社會秩序的需要就是法律的來源;但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考慮本國的利益, 因此, 只有通過相互同意的方式, 才能制定出適用于所有或許多國家的法律, 以這種方式制定的法律考慮的是眾多國家組成的更大的社會的利益, 這就是萬國法 (law of nations) 。 (1) 但格老秀斯并不反對戰爭, 而是認為戰爭完全符合初始自然原則, 并論證了戰爭的合法性。 (2) 因此, 格老秀斯主義者是從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角度來描述國際政治, 認為共同的法則和制度會把國家間的沖突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國際政治所表現的既不是國家間完全的利益對立, 也不是完全的利益一致;國家間共同的規則所鼓勵的并不是推翻國家體系而代之以世界人類共同體, 而是在國際社會中實現共存與合作的目標。 (3) 因而, 國際社會的概念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

      格老秀斯關于國際社會的立場既不是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 也不是康德式的人類共同體理想主義, 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在國際法學領域, 格老秀斯的學說是傳統國際法社會基礎的一般認識, 并且這種理解長期體現在國際法學者的相關論著中。例如, 菲德羅斯認為, 眾多獨立主權國家的存在是國際法的前提, 而國家間往來的事實則是另一個前提, 國家交往生成和發展了法律規則;實定國際法還意味著存在共同的和一般的人類天性, 形成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 如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良知等;然而國家如同個人一樣, 表現出雙重本性, 在承認需要一個國際秩序的同時, 又出于利己主義而反對這一秩序。 (4) 在我國, 梁西教授最早對國際法社會基礎問題進行了研究, 并將若干規律性認識稱為國際法的“社會基礎論”。他認為, 獨立并存的主權國家、人類的組織化趨勢、國家間矛盾和利益的并存、國際社會的需求、國際政治的制約等構成國際法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5)

       在討論國際法視野中的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問題之前, 不妨先轉向對社會和共同體兩個概念有較多研究的社會學。在社會學中, 社會與共同體是兩個重要的概念, 其間存在較大區別。社會是一種人的關系的客觀存在狀態, 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認為, 社會是思想見解根本不同的人經過談判和妥協的產物, 人們之間的關系雖然可以是安寧的但保持著緊張和隔閡;而共同體是自然而生的, 其成員對事物有著共同的理解, 從而和睦相處。 (6) 馬克斯·韋伯認為社會建立在以理性 (價值或目的的合乎理性) 為動機的利益平衡和利益結合之上, 而共同體建立在主觀感覺到參加者們 (情緒上或者傳統上) 的共同屬性上, 只有當他們在這種感覺的基礎上, 讓他們的舉止在某種方式上互為取向, 才產生共同體。 (1) 當代學者齊格蒙特·鮑曼強調了共同體的感覺特性, “‘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 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 (2) 其他當代學者也指出, 社會是一種契約性的社會關系, 其基礎是理性的利己主義的協約, 而共同體則是一種擁有共同身份認同的社會關系, 它以情感和傳統所激發的“我們—感覺” (we-feeling) 為基礎。 (3)

      傳統國際法對國際社會的理解與社會學中對社會的理解基本一致, 既考慮到國際社會在組織化方面的發展和國家間交往合作的需要, 也強調國家行為的現實因素??梢哉J為, 傳統國際法理論對國際社會的認識建立在理性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基礎之上, 認為國家是基于現實需要而不是虛幻的價值判斷而制定和發展國際法規則。另一方面, 出于對規則和秩序的追求, 國際法學也拒斥極端現實主義, 相信國家會基于理性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選擇遵守國際法, 而不是單純地根據力量對比來選擇行為方式。因而, 國際社會的概念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

       雖然傳統觀點認為國際法社會基礎是格老秀斯所言的“國際社會”, 但在當代國際法學術話語中, “國際共同體”正大行其道, 甚至有取代“國際社會”之勢。這種語言現象似乎暗示我們, 格老秀斯主義正在讓位于康德主義, 在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后, 康德所期望的國際共同體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正在浮出水面。

      二、國際共同體概念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現代詮釋

      (一) 國際共同體概念的提出


      一般認為, 從中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各國可以構成一個國際共同體, 因為其共同的價值觀、基督教傳統、奉行的國際規則等。這一國際共同體顯然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 且為區域性質。進入殖民時代后, 世界各國、各民族被卷入國際化浪潮, 成為日益擴大的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此時, 雖然歐洲公法 (國際法) 被適用于更廣泛的國家間關系, 但其各個主體卻很難說構成了一個國際共同體。資本主義列強用奴隸貿易、鴉片貿易和不平等條約殘酷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在列強之間則是持續不斷的瓜分世界和爭奪霸權的戰爭, 顯然, 一個全球性的國際共同體并不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建立起的國際聯盟, 是人類第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秶H聯盟盟約》序言中規定, “締約各國, 為增進國際間合作并保持其和平與安全, 特允承受不從事戰爭之義務”, 對國家的戰爭權利進行了極為有限但卻是開創性的限制。其后, 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第一次在普遍性公約中譴責以戰爭解決國際爭端, 宣布廢棄戰爭作為實施國家政策的工具。在這一維護和平的國際實踐背景下, 考慮到國際聯盟成員國范圍的廣泛, 國際法學者開始探討全球性國際共同體問題。

      1932年國際法協會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第37屆會議報告對國際共同體做了詳細的論述, 認為國際共同體成員之間關系的根本基礎是相互依存;這種成員個體利益的相互依存, 產生了一種普遍的和更高的利益, 在成員中創建了共同的目標和義務;國際共同體應當按照保證各個成員的和諧合作的方式進行組織;國際共同體內的每個國家都擁有國際人格和主權, 但其應遵守國際法;國際共同體的任何成員如果權利受到侵犯, 都有權利訴諸國際法庭;等等。 (1)

       從學者著述看, 二戰后在國際法領域較早提及國際共同體問題的是沃爾夫岡·弗里德曼。在其1964年出版的著作中, 他提出傳統國際法的特征在于保障國家的共存, 因此是“共存國際法”, 而現代國際法特征在于推動國家間合作, 可稱為“合作國際法”;不同于傳統國際法推定國家利益沖突, 合作國際法需要一個利益的共同體 (community of interests) , 國際社會結構的變遷并不消除國家的自我利益, 但卻深刻影響了自我利益的維度和目的。 (2) 法國學者勒內-讓·迪皮伊在1979年海牙國際法學院的講演中, 詳細描繪和分析了在國際法文件和理論中所使用的國際共同體術語。 (3) 雖然不同學者往往在不同層面上使用國際共同體一詞, 其包含的主體范圍不同, 如國家、民族、人民或是私人組織, 但大多數情況下是在主權國家層面上使用, 其所說的國際共同體指在目前權力分散結構的國際社會中存在著一個被特定因素聯結在一起的包括所有主權國家的集團。從國際共同體術語的使用及其意涵看, 就指向的國家范圍而言, 國際共同體與國際社會是重合的, 但它體現了學界對國家間關系的新理解, 認為當今國家間關系已不是“共存”和低層次“合作”所能概括, 各主權國家被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聯結成一體, 構成了一個全球層面的國際共同體, 這可以說是國際社會的一個新發展階段。

      這一觀念和理論的出現有其實踐背景和基礎:

       首先, 就國家間關系實踐而言, 主權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 各國家已經處于一種彼此依賴不能分離的狀態, 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 一個國家所發生的事件往往波及地區甚至全球, 如2008年金融危機, 美國的次貸問題直接導致全球經濟進入蕭條;再如索馬里內戰, 導致東非地區動蕩, 其周邊海盜猖獗, 嚴重影響國際航運。這種國家間聯系的密切化進而使國際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戰之后, 國際組織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涉及事項的廣度和深度方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相比國際聯盟, 聯合國這一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權威性也有顯著提高, 在很多政治話語中, 國際共同體一詞實際指向聯合國。

       其次, 就國際立法和司法實踐而言, 國際共同體概念被引入并頻繁使用。特別是, 國際共同體這一概念的使用和發展與國際強行法 (jus cogens) 理論和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義務 (obligations erga omnes (1) ) 理論緊密相關, 這是其引起學者關注的主要原因。

       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是較早使用國際共同體概念的國際文件, 其第53條規定:“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指國家之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并公認為不許損益且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始得更改之規律。” (2) 據此規定, 任何與國際強行法相抵觸的條約均屬無效。一般認為, 此前的國際法體系建立在保護國家個體利益之上, 國家具有絕對的締約自由, 條約在締約國之間的效力并不受外來限制?!毒S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改變了既往做法, 國際強行法將比條約具有更高的等級。在條約法公約起草會議上, 德·盧納 (de Luna) 指出, 強行法概念應為國家的自由意志施加限制, 不能允許自私的國家利益損害國際共同利益, 強行法規則是國際共同體的憲法規則, 不依賴于國家的意志。 (3) 阿馬多 (Amado) 稱, 強行法不是只涉及兩個或若干國家個體利益的規則, 而是涉及國際共同體的整體利益, 締約國的個別利益必須受制于國際共同體一致承認的最高利益。 (4) 因此, 不少學者認為, 強行法的產生說明了各國共同利益的存在, 也證明了國際共同體的實在性。

       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義務的司法和立法發展也與國際共同體概念密不可分。傳統國際法中, 國家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具有相對性, 即針對一個或數個特定國家, 因此傳統國際法是一個雙邊法律關系的網絡, 它保護的是特定國家的個體利益。在1966年“西南非洲”案判決中, 國際法院遵循了傳統觀念, 認為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對南非非法占領納米比亞沒有法律上的權利和利益, 因此不能提起對南非的訴訟。 (1) 這一判決遭到許多國家和正義人士批評, 在1970年“巴塞羅那公司”案判決中, 國際法院轉變了態度, 提出“國家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的義務” (obligations of a State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 (2) 法院認為, 侵略、種族滅絕及其他涉及人的基本權利的原則、規則, 包括禁止奴隸制、種族歧視, 都可以產生“一個國家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的義務”。 (3) 這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對此種義務是否得到遵行享有法律上的利益, 可以提起訴訟。

      (二) 關于國際共同體是否存在的爭論

       雖然在國際法領域眾多學者贊同并使用國際共同體這一概念, 但關于它是否真實存在始終有爭論。如英國國際法學家施瓦曾伯格否認國際共同體的存在, 他認為, 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傾向于做他們能夠做的, 而不是他們應該做的, 這是權力政治 (power politics) 的本質;在理解國際事務方面權力政治這一術語居于中心地位, 它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國際關系體系, 在這一體系中, 各個國家都把自身利益作為終極目的;只要國際社會中權力政治體系沒有被國際共同體取代, 那么即使它以“國際共同體”名義行事, 也終究是偽裝了的權力政治體系; (4) 在權力起決定性作用的國際社會中, 國際法的主要功能是協助維持武力的至高性以及以權力為基礎確立的等級關系, 并使這一國際體系獲得法律賦予的不可侵犯性。 (5) 比利時學者德·維舍認為, 國家因為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利益關聯而自然地產生聯合的需要, 但這種利益一致并不足夠強烈到保障和平和避免戰爭;國家的行為不能真正的非政治化, 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仍是強者針對弱者的行為;在國家的政治目的阻礙著人道目的實現的情況下, 國際共同體是不會產生的。 (1) 他強調了國家之間的政治分歧大于利益的一致。

       否定或質疑國際共同體概念的學者大多從實證主義和現實主義出發, 強調由于主權國家之上不存在一個超國家機構, 國家是自由行動的個體, 因此, 盡管現代社會中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 彼此間利益交錯關聯, 但其重大利益仍有差異, 在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 和平仍可能被破壞。因此, 很難說存在一個獲得普遍認同的國際共同體。

       而肯定國際共同體概念的學者則認為, 國際社會的形態和結構已經較之從前發生了重大改變, 國際共同體不是一種想象, 而是現實。前國際法院院長貝賈維認為, 今天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數量眾多, 盡管國際社會組織化程度的進步只是向著“超國家主義” (supra-nationalism) 方向的溫和突破, 但卻是不可否認的變化。 (2) 特別是普遍性國際組織聯合國的出現, 使得國際共同體有了在實體機構上落實的可能, “在有些時候, 國際共同體和聯合國這兩個名詞可以互換使用”。 (3) 現在國家之間益發相互依存, 這是每一位學者都不否認的, 而用國際社會一詞只能反映個體國家之間存在的事實聯系, 而不能體現目前國際關系中所存在的那種超越了個體利益的共同利益, 這種“更高的團結” (higher unity) 是國際共同體所具有的特征。 (4) “共同體一詞更能夠體現國際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更緊密的聯合”。 (5)

       肯定說的學者還認為, 作為國際共同體的實體體現的聯合國在冷戰后有了很大的發展, 隨著安理會功能得以發揮, 聯合國憲章中的理念逐漸付諸實踐?,F在, 聯合國根據憲章第7章所采取的行動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的國家間關系范疇, 安理會決議不僅涉及聯合國會員國, 還直接涉及民族等實體, 甚至個人, 特別在人權等領域, 這反映了對共同體價值的維護。 (6)

      (三) 關于國際共同體基礎和內涵的不同理解

      國外國際法學者們對于國際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內涵有不同的理解, 存在幾種代表性觀點, 如法律共同體說、人道共同體說、利益共同體說等。

       德國學者摩斯勒1973年在海牙國際法學院講演中曾提出“國際法律共同體”的概念, 認為基于領土建立的各個獨立的社會單元在心理上確信其受到對等、普遍適用的規則的約束, 被賦予權利、施加義務, 從而構成了一個國際法律共同體。 (1) 實際上, 在此之前使用國際共同體這一詞語的不少國際法學者也是從法律共同體的角度來理解國際共同體, 例如美國學者芬維克, 從歷史角度探討了國際法適用國家范圍的逐漸擴大, 認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時的國際共同體僅限于少數中歐和西歐國家, 他們之間的國家關系適用國際法, 而此后這種適用范圍不斷擴大, 國際共同體現在已經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 (2) 在晚近學者中, 韓國學者柳炳華也持法律共同體的觀點。 (3) 國際法律共同體的觀點將國際法視為國際共同體形成的基礎, 是連結各主權國家成為一個整體的紐帶, 這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反對。例如西瑪認為, 摩斯勒關于社會和法律的關系的理解不正確;通過分析一個特定社會單元的法律, 可以揭示社會或共同體的結構, 但認為法律規范推動社會或共同體的形成卻高估了法律的能力, 也低估了在法律制定和遵守中社會共識的必要性。 (4)

       迪皮伊雖然稱國際共同體是個神話 (le mythe) , 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國際共同體持贊同態度。他認為國際共同體正在經歷一個演進的過程, 并最終將歸結于“人道主義”。人道主義的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全球包容性, 可以包含國家以及人民, 超越經濟、社會、文化差異, 以實現共同發展, 這是人類共同的歸宿。 (5) 迪皮伊將人道主義作為國際共同體的基礎, 是一種高度的抽象, 有較強烈的倫理色彩。

       相比迪皮伊的抽象, 卡薩諾瓦斯和維拉爾潘多則要具體得多, 他們是從現實的角度肯定國際共同體的存在。在其論述中, 將共同利益看作是聯系各主權國家的基礎??ㄋ_諾瓦斯認為, 沖突并非阻礙共同體形成的障礙, 甚至沖突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它會發展出一定的共同體利益、社會關系和行為規則。因此, 國際社會的現實矛盾不能否定國際共同體的存在, 國際共同體概念來自現實, 具有利益一致的共同基礎, 雖然這種共同利益的界定有時并不清晰。 (1) 維拉爾潘多則進一步明確了這種形成國際共同體的利益基礎是所謂“公益” (public goods) , (2) 它特別體現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保護人權、保護環境領域, 但又不限于此, 在消除貧困、發展、軍備控制、疾病控制、外交與領事關系等領域也可以發現這種公益 (即共同體利益) 。 (3) 簡而言之, 利益共同體說將共同利益視為共同體存在的條件, 既然現實中各主權國家存在需要共同維護、彼此相關的利益, 那么他們就可以構成一個國際共同體。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當代認知

      由上文所述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歷史流變可見, 學者們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定性和認識已經發生較大變化。主流觀點認為, 國際法存在和發展的根基從共存和有限合作為基本特征的國際社會, 轉變為國家間存在廣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從而更緊密合作的國際共同體。但需要注意的是, 無論在學界還是實踐領域, 國際共同體說一直存在著反對意見。近年來, 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在西方社會抬頭, 對全球化的質疑持續不斷。通過多邊主義方式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做法遭到削弱, 其效果也不盡人意, 國家間的沖突和對抗在加劇, 這對國際共同體說構成了極大挑戰, 也必然影響到國際法規則的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在此背景下,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具有極為重要而積極的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重新認識, 表明了對其共同體性質的認同, 認為人類是一個緊密聯系而相互依存的整體。這對于推動世界各國深化合作共贏發展、通過多邊多元路徑變革全球治理體系將具有深遠影響。

       (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形成及內涵

       2015年9月28日, 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 習近平總書記全面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他首先援引了《禮記》中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意在指出國際治理的終極原則和目標在于世界為全人類所共有, 進而指出, “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 (1) 這是在情況迥然的世界各國之間, 在信仰各異的人類群體之間,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F在, 這些崇高目標遠未完成, 還需要人類持續努力。為此他提出, 應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體系五個方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月17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 進一步系統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他指出, 中國主張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實現共贏共享, 實現各國人民對未來的期待。他強調, 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 以及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國際關系演變積累形成的一系列公認的原則, 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 應在主權平等、溝通協商的基礎上推進國際法治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他提出,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應堅持對話協商, 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 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 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 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 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五個方面形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 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路徑。 (2)

      (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社會現實基礎

       從共同體一詞的社會學含義可以發現, 共同體的形成應當有兩個基本要件:首先是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個體之間的社會聯系具有相當的緊密度, 這種聯系的緊密性使得社會中某些個體之間的關系明顯區別于他們與其他個體之間的關系, 這種社會聯系體現的方面和領域可能會有不同, 如基于血緣、教育背景、宗教信仰、興趣愛好、利益等, 可將這一條件稱為共同體的物質層面的構成條件;其次是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個體之間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這種認同感來自成員個體之間倫理、道德、價值觀、世界觀等的一致和分享, 對于形成共同體是至關重要的, 可將之稱為共同體的精神層面的構成條件。從外部來看, 共同體具有穩定性特點, 一旦形成則會相對較長時間保持不變, 這種穩定的原因即在于成員的認同, 即精神層面的一致, 人們的物質條件可以輕易改變, 但精神領域則可歷久不變, 穩定地支配人的外在行為方式。

       就物質層面而言, 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國之所以能成為命運共同體, 關鍵在于各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整體利益。而在具有共同利益或整體利益的世界各國之間, 存在著‘榮損與共’、利益相連的‘連帶效應’”。 (1) 事實上, 當代國際社會所面對的諸多問題, 都不是靠某個或某些國家單獨的力量能解決的, 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網絡治理、公共衛生事件、能源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 必須由國家結成國際共同體予以共同應對。這種共同利益在深度和廣度方面已經遠遠超越過去時代, 如果說在冷戰時期由于意識形態的激烈對抗, 導致即使國家間存在共同利益也難以一致行動, 那么當今時代即使在社會制度迥異的國家間, 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共同利益使得彼此之間必須協調立場、共同行動。

       就精神層面而言, 雖然國家間價值觀、文化傳統差別很大, 但存在著共同珍視和向往的價值, 例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等。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在國際法現代發展中表現極為明顯, 例如, 對于戰爭的反思和和平的追求, 催生了1928年《非戰公約》, 并最終在《聯合國憲章》中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二戰結束后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冷戰后的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實踐, 代表了全人類對破壞和平、非正義戰爭、反人類和反人道行為的摒棄和追責立場;國際發展法和環境法的當代發展則體現了人類對實質公平、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和環境正義的追求, 等等。這些共同的價值取向充分反映了人類對一個普遍共同體的認同和追求, 這是人類命運的必然選擇。

      因此, 從當代國際社會的現實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發展有其事實基礎和實踐基礎。

      (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創新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康德以來的國際共同體思想在內核上具有共通之處, 都主張人類具有共同的利益, 主權國家可以通過合作增進共同利益, 人類應當而且可以構建一個和平、正義、實現共同利益的國際秩序。但相比以往西方學者對國際共同體的界定,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重要的思想創新, 是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背景下對國際共同體思想的揚棄和升華。

       第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入全球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五千年中華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 中國儒家思想強調“四海一家”的“天下觀”, 這種樸素的“國際”秩序觀,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啟示作用。儒家思想主張“仁者愛人”, 推己及人。孟子說, “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丑下》) , 人和是最重要的條件。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之間平等相待、和睦相處, 反對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或其他脅迫手段。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承認事物發展的差異性和多樣性, 尤其對當代國際關系具有借鑒價值, 提出了國家之間相處、合作、發展的基本價值原則, 使全球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第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同體的學說, 并將其應用于當代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實踐。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旨在關切人的存在、探究社會發展總體趨向。1845—1846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 個人與共同體緊密相連, “只有在共同體中, 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說, 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國家是“虛假的共同體”, 提出未來社會將是“真正的共同體”, “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1) 1848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 在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之后, 代替舊的社會形態的將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在那里,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2)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同體的學說可以概括為, 共同體是“‘現實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訴求而形成的一種共同關系模式, 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 充分體現人的本質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人類只有通過‘真正的共同體’即自由人的聯合體才能實現自身的解放, 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 (3) 馬克思主義對于“真正的共同體”的描述激勵著人類追求自身的進步和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并基于當下國際體系特征, 呼吁人類共同面對挑戰, 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推動世界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第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關注人類整體和個體, 突出了人本身。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是主權國家, 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以往的關注重心自然也是國家, 以往對國際共同體的界定也基本是從國家的視角出發。但20世紀以來, 人的重要性在國際法中不斷得到凸顯, 國際法呈現出人本化的發展趨勢。 (4) 這種對人的關注, 一方面體現在對人類整體的關注, 這在氣候變化、生態環境、國家管轄外領域等問題上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對個體人的關注, 雖然國家是個人的集合體, 但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并非總是一致, 國家作為實現人的目的的工具有時會呈現異化的趨向, 現代國際人權法和人道法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個人的保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契合了現代國際法的發展趨勢, 申明了人是國際共同體的本質所在和價值所在, 對于推動國際法在此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將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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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明了國際社會發展的終極問題在于人類的命運。以往學者對國際共同體的表述多過于局限和狹隘, 無論是國際法律共同體說、人道共同體說, 還是利益共同體說, 都未能闡明國際社會發展的目的和終極問題是什么。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 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后, 終于在和平與發展的道路選擇上達成一致, 只有堅持這一時代主題才能保證人類命運最終是美好的。國際社會邁向共同體階段, 是在更高層次上解決人類未來的命運問題, 法律共同體的局限, 人道共同體的虛幻, 利益共同體的狹隘都不足以涵蓋人類命運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現實基礎是國家乃至人類利益存在整體性和共同性, 但利益共同體說過于偏向那些物質層面的利益, 失之偏頗。物質利益只是命運共同體的起點和基礎, 絕不可能是終點。因為共同體形成的最重要特征在于成員的認同和歸屬感,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恰恰反映出了這種精神層面的內涵, 這是一個共同體長久維系不斷發展的條件。

      第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出了國際社會差異性和依存性的統一。國際共同體的傳統學說都強調了國家間相互依存和聯結的關系, 說明了人類社會同向而行的發展趨勢, 但都忽略了國際社會成員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 沒有闡明這種差異性的價值以及如何應對差異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承認并理解世界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認為這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益無害, 因此應堅持國家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則, 尊重多樣性和差異性, 以文明的對話和交流促進彼此理解和相互借鑒, 最終獲得共同發展和進步。

      (四)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現實挑戰和阻礙

      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基礎, 也要認識到這一理念的前瞻性和理想特質。與其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是實然層面的客觀存在, 不如說它更多是應然層面的追求和目標。構建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仍需要較長時間, 需要面對和克服各種現實挑戰和阻礙。

       國家間彼此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已獲得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 但從口頭到行動, 仍存在需要跨越的鴻溝。正如菲德羅斯所說, 國家如同個人一樣, 表現出雙重本性, 在承認需要一個國際秩序的同時, 又出于利己主義而反對這一秩序。 (1) 國家這種言行背離的重要根源在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現實。由于不存在國家之上的權威來制定和執行規則, 因此國家必須自助 (self-help) 來保護自身利益, 只有自身力量強于對手才可能使得自助效果即國家利益最大化, 這迫使國家不斷追求更大的權力 (power) 。在國際關系領域, 現實主義之所以長期處于支配地位, 特別是在國家外交實踐中處于支配地位, 正是因為這種權力和利益對國家的現實吸引力。國家言行背離的另一重要根源則在于國家間認同的層次仍待提升。雖然國家對人類社會的某些基本價值具有共同認知, 但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較為原則和抽象的層面, 對其具體內涵和實現方式等問題存在不同理解。此外, 由于宗教、文化、習俗、觀念等因素, 國家和民族之間仍有較大的認同障礙。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發展的阻礙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其一, 現行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安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存在不一致之處。例如, 某些國家之間的軍事同盟關系以防范和遏制他國為目的, 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加劇緊張和對立。再如, 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仍維持著殖民時代以來的舊利益格局, 以形式公平抵制實質公平, 使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并未分享到全球經濟發展的利益。其二, 國際法原則規則遭到部分國家的公然違反, 特別是霸權國家的強權行為, 這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等熱點地區問題的處理上格外突出。更奇妙的是, 不少霸權行為都打著全球共同體的旗號, 他們首先在聯合國體系內尋求支持和授權, 如果成功, 則他們宣稱所代表的全球共同體就是聯合國, 如果不成功, 則在聯合國體系外進行干涉, 同樣宣稱代表了全球共同體的意志, 而指責安理會個別國家阻撓聯合國采取行動。

      由此可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和內涵雖然容易理解, 但其實踐卻并非易事。即使是那些真正關系全球人類未來命運的重大問題, 要使各國舍棄自己的局部利益也十分困難, 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的歷史進程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這是否說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只是一個理想, 沒有實現可能和現實價值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 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 (1)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前瞻性和理想特質凸顯了其可貴之處。國家外交實踐總是或明或暗地被現實主義左右著, 國際關系總是被描述為一個適用叢林法則的世界, 而理想主義, 特別是理性的而非意識形態支配下的理想主義卻極為邊緣化。20世紀上半葉以伍德羅·威爾遜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理想主義學派倡導國家間利益可以協調、建立國際機構維護和平、用國際法和公眾輿論確保和平等理念, 并力圖在一戰后的世界秩序重構中付諸實踐。 (2) 不過, 這一理想由于二戰的爆發而破滅, 并在此后國家實踐中影響力衰微。今天,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 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 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 (3) 在當今時代, 理想主義在國際關系中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種理想特質正可以彌補現實主義的不足, 為國際社會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档碌挠谰煤推剿枷氩⒉徽J為人類的永久和平會輕易而迅速地到來, 而是在特定條件下逐漸實現, 康德之后國際社會的發展正在逐步實現他所設定的條件。而國際關系理想主義學派的很多設想也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實現, 如國際法的作用大大增強, 普遍性國際組織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國際維持和平機制等得到建立。中國參與當下國際治理體系變革應當目標高遠, 在這一歷史轉折點上, 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瞻性理念凝聚和引領變革力量, 推動國際治理體系的公平合理轉變, 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正當其時。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發展的意義

      建構思想和理論的目的是在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指導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現實和未來發展方向的理論闡釋和方案設想, 這對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一) 對國際法的方法論意義———個體主義向整體主義的轉變

       從方法論建立的邏輯起點或分析的單位來看, 方法論分為個體主義 (individualism) 方法論與整體主義 (holism) 方法論???middot;波普爾認為, 個體主義方法論是指“社會現象包括集體, 應按照個體及其活動與關系來加以分析”。 (1) 整體主義方法論則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社會整體如集團、民族、階級、社會、文明世界等等的行為”。 (2) 在國際法領域, 國家等國際法主體是分析的基本單位, 國際社會則是個體關系的集合。

       國際法產生和最初發展階段, 以確立和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利益為首要目標, 國家為自身利益可以選擇行為方式, 甚至發動戰爭, 國家在主權的堅硬外殼下, 享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反映出一種極端的個體主義特點。但隨著國家間交往的日益密切, 國家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發展, 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錯綜復雜、無法截然分離, 單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已無法獨自解決某些重大國際問題, 而必須通過區域和多邊機制, 通過國家間合作的方式來應對問題與挑戰。事實上,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對于某些全球性問題, 國家間存在著共同的重大利益, 必須從維護世界整體利益出發去尋找解決途徑, 并使自身從中獲得收益。傳統的個體主義方法論開始逐步為整體主義方法論讓出空間,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產生正契合了這一方法論的變化。

       近一個世紀以來, 國際社會的合作與發展實踐說明, 雖然個體主義仍居于主導, (1) 甚至將來也仍然會保持其合理的地位, 但整體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已經不容置疑, 國際共同體的整體利益高于主權國家的個體利益的觀念得到相當大程度的認同。以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為例, 雖然就具體國家政策和行動層面而言, 許多國家仍為個體主義方法論所左右, 但就立場而言, 國際社會普遍認同整體主義方法論, 認為各國協調行動應對環境變化是國際共同體的利益所在, 反對一些國家為個體利益損害國際共同體的整體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 整體主義方法論并非反對或禁止國家追求自身利益, 而是主張個體與整體在利益追求上的協調, 避免出現為較小的個體利益而犧牲較大的整體利益的情況。在國家個體利益與國際共同體整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 國際法應當通過適當的制度和規則安排, 在保證國際共同體整體利益的情況下, 使做出犧牲和讓步的國家個體利益獲得替代的實現途徑或得到足夠的補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構建方式上的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交流, 亦可適用于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領域, 既防止國家個體私利的極端化, 也制約多數國家對少數國家利益的忽視。

       (二) 對國際法的法哲學意義———國際法正當性的追問

       正當性 (legitimacy) 問題是政治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 是指“對統治權利的承認”問題, (2) 或者說是統治秩序“是否和為什么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 (3) 在法律領域, 正當性問題是關于法律為何應被遵守的法哲學問題, 國內法都面臨正當性的追問。雖然正當性問題是國內法無法回避的問題, 但在國際法領域則情況不同, 實際上國際法的正當性長期不成為問題。這是因為國際社會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 每一個個體都既是法律的制定者, 又是法律的執行者和遵守者, 彼此主權平等, 不受對方管轄。傳統理論認為, 國家遵守國際法的原因在于國家的同意, 而國家同意系出自國家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因此, 如果一定要追問國際法的正當性, 則這種正當性只能是國家意愿和國家利益。

       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 國際法開始呈現出新的面貌, 引發關于其正當性的討論。首先, 國際法的調整范圍極大擴展, 國內法調整事項和國際法調整事項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傳統上由國內法律程序決定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法規則的直接影響。其次, 在國際法的生成問題上, 國家同意與國際法義務的聯系被日漸削弱。國家批準的條約建立的國際機構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準立法和準司法特征, 而習慣國際法也顯著放松了對長期普遍一致的國家實踐的要求。再次, 由于義務的相對確定以及第三方爭端解決方式的擴散, 國家在解釋和實施國際法方面的靈活性也在降低。 (1) 此外, 當代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也出現多元趨向, 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事務中日益活躍, 對國際法形成和適用的影響不斷提升。這種多元主體和多元利益格局也促使國際法從實體和程序角度反思自身合法性問題, 解決自身為何應被遵守的詰問。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于國際法的正當性具有重大意義, 因為國際共同體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 能為以此名義行動的人提供正當性。 (2) 在普遍性國際法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 的制定和實施中, 要突破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固有基礎———意愿主義 (voluntarism) 原則, 使得國家無法拒絕接受某一國際法義務, 必須從兩個方面解決這一國際法規則的正當性問題。首先, 從實體角度, 必須認定該規則所調整的事項是涉及世界各國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而重大的利益, 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其次, 從形式角度, 必須認定這一規則的制定符合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要求, 即世界各國作為一個整體參與了立法, 并表達了受其拘束的意愿。如果一項國際法規則滿足了對其正當性的詰問, 則即使某一國家認為自己并未對其表示贊同, 該國家仍不能擺脫該規則的束縛。在解決國際法正當性問題的論證過程中, 一項前提是將世界各國作為一個整體 (all States as a whole) , 這正是共同體的理念。由于在學術語言中, 社會是一個各種人的關系的簡單集合, 充滿矛盾和對抗, 國際社會一詞難以表達世界各國作為一個整體的理念, 而國際共同體則恰恰可以彌補這一缺陷。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則使國際共同體概念更為豐富并切合國際社會實際狀況, 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更有利于回應現代國際法面臨的正當性追問。

      (三) 對國際法的體系性意義———國際法的等級化發展

      在每個國家內部, 都存在一個金字塔型的法律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 法律規范等級不同, 上位法等級高于下位法, 是下位法的效力來源, 違反上位法的下位法無效。而處于體系頂端的是憲法規范, 它是所有下位規范的效力根源。我們雖然常說國際法律體系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 但實際上并不準確, 國際法并不具有如同國內法一樣的體系結構, 即國際法不具有體系性 (systematicness) 。 (1)

       這種國際法的非體系性特征源于兩個方面原因。首先, 從國際社會的結構看, 并不存在國內社會般的權力組織架構, 國際法主體間地位平等, 其上沒有一個超國家權力機構, 因此也就不會出現與權力組織結構相對應的法律體系;其次, 從國際法的制定和發展看, 國際法的各個分支領域都是獨立發展、分散立法的, 缺乏一個統一協調機制考慮各分支彼此間的關系, 甚至形成了許多從實體規范到程序規范都十分獨特、自成一體的系統 (self-contained regime) 。

      由于傳統國際法調整事項的有限性, 這種非體系性特點并未產生太多問題, 但隨著國際法在二戰后的迅猛發展, 國際法的各個分支領域都獲得豐富和完善, 國際法和國際組織越來越專業化和專門化, 原本受一般國際法管轄的事項現在成為受貿易法、人權法、環境法、海洋法等高度專業化的法律體系的管轄事項。 (2) 由于一個具體的事件可能涉及多個領域的規范, 而這些規范在制定時的價值取向、目標、功能存在差異, 甚至抵觸, 因此, 國際法規范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傳統國際法的非體系性特點使得法律規范在等級上都是一樣的, 并不存在上下位關系, 因此, 當國家同時承擔兩個相互沖突的義務時, 就會發生應優先履行哪一個義務的問題。例如, WTO爭端解決中出現的WTO法和環境法、人權法沖突的現象。

       法律應具備確定性、可預期性特點, 目前國際法體系內所出現的這種沖突和混亂無疑將妨礙國際法功能的實現。因此, 為了國際法律體系的穩定、統一、實現其應有功能, 不少學者主張對國際法規范的等級進行一定范圍內的劃分, 將其體系化。 (3)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也指出, “雖然等級有時會導致碎片化,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 它可以用于確保國際法律體系統一”。 (4)

      在國內法中, 規范等級劃分主要是按照制定機關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層次和范圍, 而衡量規范等級的具體標準是制定機關的地位和立法權的性質。 (1) 但這一標準顯然對國際法無法直接適用, 因為國際社會是一個平權社會, 無法根據立法者的地位來確定其規則的等級。既然不能根據法律淵源決定規范等級, 那么就只能按照其實質內容判斷, 這也是為國際法學界所認可的方法。而對規范內容的判斷, 實際上是按照某一規范對于國際社會的重要性來衡量的。由于強行法和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義務規則所保護的那些利益對于國際關系和人類的特別重要性, 其應當比其他規則獲得更高的等級, 得到更優先地執行。而如前文所述, 強行法和對國際共同體整體義務理論都與共同體概念密不可分, 實際上, 這兩種國際法理論和規則都建立在對當今國際體系正朝向國際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利益已經顯現的判斷基礎上, 在這一理論之下, 那些體現共同體利益的國際法規范能夠被賦予更高的等級。因此,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法等級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理論前提, 而國際法規范的等級化則是國際法體系化的重要體現, 是解決目前由于國際法非體系性特點所引發的問題的重要方法。

       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作用

      冷戰結束后, 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現行治理體系及其規則仍在很多方面延續舊有做法, 其不合理性日益明顯, 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各種挑戰。全球治理趨勢的變化要求變革全球治理體系, 一方面要增強新興力量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體制建設和問責制度構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包括新興經濟體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各種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國際民間社團等。 (2) 另一方面, “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 (3) 需要對既往全球治理的理念、方法、原則和制度進行發展和完善,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其中應有重要價值。

       國際法是記錄、承載和推動國際關系發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離不開國際法。并且,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 國際法之于全球治理的意義還應更進一步, 即逐步推進和實現國際關系的法治化, 達成國際法治。國際法的發展以及國際法治的實現進程與國際法的社會基礎有著密切的關系, 也與對這種社會基礎的理論認知和界定密切相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這兩種或兩個階段的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發展和提升, 可以成為中國參與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國際法治進程的理論基礎和話語工具。

       (一) 有助于促進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認知

       一個國家以何種方式參與國際關系實踐, 取決于其在本國與外部世界關系問題上秉持何種立場和觀點, 也就是國家的行為模式由其觀念來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中國的外交實踐和國際法實踐隨著中國對與世界關系的認知變化而變化。這種認知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后到90年代末以及90年代末以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 中國的外交實踐從20世紀50年代“一邊倒”的外交定位, 到60—70年代的反殖反霸、三個世界理論, 大多以推動世界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為己任。在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是國際社會體系之外的國家, 恢復聯合國席位后的整個70年代, 參與聯合國的程度也相當有限。 (1) 就國際法實踐而言, 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和多邊公約立法活動十分有限。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鄧小平指出當今世界的大趨勢是“和平與發展”,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中國外交和國際法實踐發生了重大轉折。 (2) 在這一時期, 中國積極謀求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合作, 但對國際體系的參與度有限。這種局面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及黨的十四大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發生改變, 結束姓資姓社的爭論后中國融入世界體系、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道路不可逆轉。此后, 中國開始積極謀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并參加和締結了大量經濟類多邊和雙邊條約。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 隨著中國融入世界加速, 在如何定位中國的身份及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 開始出現一些新的主張。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 中國向東南亞國家提供了積極援助, 這次危機還促使中國思考自身的定位, 做國際社會中的負責任大國成為新的理念, 并將其付諸外交實踐。 (3) 其后, 中國又提出了和平崛起發展戰略和和諧世界理念。這些戰略或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是中國參與國際合作, 融入國際體系, 成為真正的利益攸關方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實力日益增長, 帶來地區和世界格局變化, 引發一些疑慮和猜測甚至“中國威脅論”的結果, 中國必須表達對自身和世界關系的定位來予以應對和化解。

       進入21世紀后, 中國反復申明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 但和平發展只是表明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發展中的和平性質, 還不能表達中國希望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系最終達到何種目的和狀態, 而“和諧世界”理念則對此進行了描述。2005年4月, 胡錦濤在雅加達亞非峰會中提出“和諧世界”理念, 主張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 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1)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境等角度進一步對和諧世界進行了闡述。和諧世界理念認為國家之間應平等、共贏、求同存異、共同繁榮發展, 這一表述不僅表明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也表明了中國致力于建設何種類型的國際秩序。

       2013年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 完善和提升了中國對與世界關系的認知。如果說和諧世界是從狀態角度描述了中國追求的國際秩序, 那么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從認同角度進一步描述了這一秩序。哈貝馬斯認為, 認同是“集體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 (2) “利益決定國家的政策行為, 而認同指引著利益前進的方向”。 (3)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揭示了中國將自己視為全球共同體一員的認同, 在這個共同體中, 具有共同的利益是問題的主要方面。這與以往中國對自身身份的界定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的認知有所不同, 是從體系外國家向體系內國家轉變的重要一步, 這必然會影響到相關外交和國際法實踐。中國主張變革現行全球治理體系, 但這種改變是漸進式的變革和發展, 是對既有體系的完善, 而不是革命式的推翻和顛覆。中國謀求在現有的各種國際機制內推動變革全球治理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即使另行建立新的機制, 也強調新機制對原有機制的補充和合作關系, 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既存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因此, 這種治理體系的轉變不是經由武力, 而是通過外交和法律而完成, 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言:“就國家間關系而言, 文明的進步可以被視為從武力到外交, 再從外交到法律的歷史演進。” (4)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 是對既有制度體系的變革, 變革的成果最終將落實和固化為國際法原則、規則、制度和機制。

       (二) 有助于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話語能力

      ??略赋? 話語和權力存在密切關聯, “話語并非僅是斗爭或控制系統的記錄, 亦存在為了話語及運用話語而進行的斗爭, 因而話語乃是必須控制的力量”。 (5) 中國所主張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能否真正實現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話語能力緊密相關, 而國家的話語權大小與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又有著密切關系。在過去時代, 硬實力可能更能夠決定國家話語權, 但如今軟實力在國家話語權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約瑟夫·奈認為, “軟性的同化權力與硬性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其權力被他國視為合法, 則它將遭受更少對其所期望的目標的抵制。如果其文化與意識形態有吸引力, 其他國家將更愿意追隨其后, 它可能無需以高昂代價運用強制性權力或硬權力”。 (1) 這種軟化的同化權力之所以能夠實現, 取決于這個話語主體能否得到接受和認同, 也取決于這種話語能否為話語對象所理解和接納。

       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和提升與認同有密切關系。如果國際話語權不能得到廣泛的國際認同, 只能自說自話, 影響力也無從談起。 (2) 而被國際社會其他成員認同的前提是國家自己認同這個國際社會, 將自己視為國際共同體的成員, 而非局外人或敵對者。從和平發展到和諧世界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認同不斷發展和深化, 最終超越了對有限群體的認同, 而轉化為對世界和人類整體的認同, 將自己和世界的命運聯結為一體。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具有重要政治經濟影響力的一員, 中國有義務和責任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將促進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認同, 而且也會促進世界各國對彼此的認同, 進一步認識到共同的利益、責任和命運, 從而有助于達成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社會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重要的話語引導, 也提供了更高的道義高地, 將有利于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和提升。

       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和提升也與話語和話語體系的運用緊密關聯。使用何種話語和話語體系關系到能不能被理解, 進而被接受。20世紀50—70年代, 中國對外交往使用的是革命的話語和話語體系, 雖然為西方國家乃至蘇東陣營拒絕和反對, 但卻與當時亞非拉國家獨立運動和反殖反帝運動的時代背景相契合, 得到了發展中國家陣營的理解和支持, 獲得了特定范圍內的國際話語權?,F在,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 必須使我們的對外話語能為今天的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如前文所述,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其產生和發展的基礎, 可以有效融入當今的國際話語體系。這一概念和理論的運用將更利于傳播中國關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張, 更易于為受眾所理解和接受, 從而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話語能力。

      (三) 有助于推動中國所主張的國際關系法治化

      依據什么進行治理是全球治理涉及的最基本問題之一。對此, 主流認識是依據“全球制度” (global regimes) 進行治理, 這種全球制度是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秩序, 實現人類價值的規則體系, 涉及調節國際關系和規范國際秩序的各種跨國性原則、規范、標準、政策、協議、程序等。 (1) 這種全球制度的范圍十分廣泛, 國際法在其中至關重要, 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法治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和目標。

       國際法治是人類的共同追求, 是當前國際社會的重要議程, 也是中國參與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主張。自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來, 中國就主張“堅持正義, 就是要倡導國際法治, 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 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促進合作與發展, 建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2) 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必須包含對如何實現國際關系法治化這一問題的回答。 (3)

       雖然國際法治一詞在各種國際場合被提及, 但對于國際法治并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 (4) 一般而言, 法治有形式和實質兩個界定角度。 (5) 形式主義法治主要涉及法律的公開、可預期、不溯及既往、穩定、明晰、不相矛盾、司法保障等, 而實質主義法治則涉及平等、自由、正義、人權等實體價值, 涉及良法、惡法的判斷。有的學者對法治的定義偏重形式要素, (6) 也有學者的定義偏重實質要素。 (7) 在國際法治的定義問題上, 延續了形式與實質的分歧。 (8) 對此, 需要首先追問國際法治的目的和價值是什么, 在此基礎上才能確定國際法治的內涵和要素應包括哪些, 繼而確定應通過何種途徑和方式實現國際法治。

       在探尋國際法治的目的和價值的過程中,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重要的甄別和指引作用。我們追求國際法治的目的是實現各民族、國家、個人的和平、安全、公平和共同發展, 從而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構建原則、規則、制度、程序、過程等方面的價值設定、判斷和取舍, 必須“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1) 否則就無法形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當然也無法實現我們所追求的國際法治。從這個意義上說, 實質內涵是國際法治所必須追求的。但僅僅實質層面的國際法治并不足以達成完全的國際法治, 因為缺少形式層面法治所包含的各種原則、規則和制度, 國際法治所追求的實質價值也將大打折扣甚至無法實現。特別是國際法所立足的現實國際社會基礎是一種平權結構的無政府秩序, 國際法表現出非體系性和碎片化, 大量規則是原則化和模糊化的, 帶來了適用上的沖突、不統一。

       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盡管在局部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法治化, 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和歐洲聯盟, 但整體離法治化還有很遠的距離。從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看, 法治是必然的道路選擇, 由此推至國際社會, 其發展和進步的方向也回避不了國際法治, 這也是1992年以來聯合國將法治問題列入議程的重要原因。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應當將國際法治作為重要的路徑和目標, 并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來為國際法治的實現厘清方向。

       自20世紀以來, 作為國際法社會基礎的國家間關系的確有了很大的變化, 現代國家間關系已經是一種日益繁密彼此交錯的狀態,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所反映的整體主義立場應是時代的必然發展, 它對國際法正當性要求的肯定也提升了國際法在規范國際關系中的權威, 同時, 它也是國際法解決體系問題實現自身發展的需要。

       作為一種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鼓舞人心的。在當今國際體系變革的總體背景下, 中國積極融入國際體系, 做負責任的大國, 可以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武器, 積極理解、倡導和推動國際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的保護和實現, 遵守國際法并推動國際法的發展, 爭取道德制高點和國際法話語權, 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注釋(參考文獻):
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47頁。

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58-59頁。

3 《中國共產黨章程》,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17頁。

4 2018年3月11日,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憲法指出, 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5 這種三分法的觀點最早來自馬丁·懷特, 赫德利·布爾和熊玠對其進行了詳細但有差別的闡述。參見馬丁·懷特:《三大傳統》, 陳志瑞等主編:《開放的國際社會---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英國學派》,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 第203-217頁;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張小明譯,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年, 第19-21頁;熊玠:《無政府狀態與世界秩序》, 余遜達、張鐵軍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13-224頁。

6 參見霍布斯:《利維坦》, 黎思復、黎廷弼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年, 第92-96、128-132頁。

7 參見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 第19-20頁;熊玠:《無政府狀態與世界秩序》, 第214-218頁。

8 李少軍:《國際關系理論與現實》,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2期。

9 參見康德:《論永久和平》, H.S.賴斯編:《康德政治著作選》, 金威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3年, 第84-99頁。

10 參見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 第20頁。

11 參見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第1卷, 馬呈元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5年, 第3-5、8-9頁。

12 參見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第1卷, 第2章“論戰爭的合法性”。

13 參見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 第21頁。

14 參見菲德羅斯等:《國際法》, 李浩培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年, 第10-19頁。

15 參見梁西:《國際法的社會基礎與法律性質》, 《武漢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梁西主編, 曾令良等修訂:《國際法》,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1年, 第5-7頁。

16 參見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林榮遠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年, 第1卷“主題”部分和第1章、第2章對共同體和社會的描述。

17 參見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 林榮遠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年, 第70-72頁。

18 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 歐陽景根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4頁。

19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1, no.1, 2005, p.34.

20 Report of the 37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1932, pp.37-46;ystein Heggsta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3rd Ser., vol.17, 1935, pp.265-268.

21 Wolfgang Friedman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Stevens&Sons, 1964, pp.60-62, 367.

22 René-Jean Dupuy, “CommunautéInternationale et Disparités de Développement, ”Recueil des Cours, vol.169, 1979-Ⅳ, p.21.

23 對“obligations erga omnes”有不同譯法, 如對一切義務、普遍義務、對國際社會整體義務、對世義務等。如果強調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之間存在差別, 則對國際社會整體義務的表述實際上與該詞的本意不完全一致, 屬于不準確的譯法。

24 此條中文本所稱“國家之國際社會”, 實際上在其他作準語言文本中都指國際共同體, 如英文為“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tates”, 法文為“la communautéinternationale des Etats”, 公約中文本的翻譯混淆了兩個概念, 不夠準確。

25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 ission, 1963, vol.Ⅰ, p.72.

26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reaties:First Session, Vienna, 26March-24 May 1968, Official Records-Summary Records of the Planery Meetings and of the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A/CONF.39/11, p.317.

27 South West Africa,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Reports, 1966, paras.99-100.

28 這一較長的英文可簡約表述為“obligations erga omnes”, 參見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Reports, 1970, para.33.

29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Reports, 1970, para.34.

30 Georg Schwarzenberger, Power Politics:A Study of World Society, London:Stevens&Sons Limited, 1964, pp.13-14.

31 Georg Schwarzenberger, Power Politics:A Study of World Society, p.199.

32 Charles De Visscher, Théories et Réalité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ditions A.Pedone, 1970, pp.112-113, 116.

33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Declaration of President Bedjaoui, I.C.J.Reports, 1996, pp.270-271.

34 Bruno Simma and Andreas L.Paulus, “The‘International Community’: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 no.2, 1998, p.274.

35 Bruno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vol.250, 1994-Ⅵ, p.245.

36 Christian Tomuschat, “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 ”Recueil des Cours, vol.241, 1993-Ⅳ, p.211.

37 Bruno Simma and Andreas L.Paulus, “The‘International Community’: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p.274.

38 Hermann Mosle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Legal Community, ”Recueil des Cours, vol.140, 1974-Ⅳ, p.18.

39 Charles G.Fenwick,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Recueil des Cours, vol.79, 1951-Ⅱ, pp.19-27.

40 參見柳炳華:《國際法》, 樸國哲、樸永姬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年, 第43頁。

41 Bruno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p.245.

42 René-Jean Dupuy, La Comm unautéInternationale entre le Mythe et L’histoire, Paris:Economica-UNESCO, 1986, p.169.

43 Oriol Casanovas, Unity and Pluralis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p.119, 122.

44 “public goods”一詞源自經濟學, 有不同譯法, 如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公益等, 但政治學更強調其利益屬性, 本文采用“公益”的譯法。 (參見劉豐、張睿壯:《關于幾個重要國際關系術語中文譯法的討論》,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0期)

45 Santiago Villalpando, “The Legal Dime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How Community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1, no.2, 2010, pp.394-395.

46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 《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第2版。

47 參見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 《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 第2版。

48 邱耕田:《“命運共同體”:一種新的國際觀》, 《學習時報》2015年6月8日, 第2版。

4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99頁。

5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第422頁。

51 劉偉:《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發展的新境界》, 《學習時報》2018年1月3日, 第2版。

52 參見曾令良:《現代國際法的人本化發展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53 參見菲德羅斯等:《國際法》, 第17-18頁。

54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第58頁。

55 參見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 第32-36頁。

56 參見《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 第1版。

57 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傅季重等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年, 第488頁。

58 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第488頁。

59 國際法中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晚近表現之一為“例外主義” (exceptionalism) , 參見Anu Bradford and Eric A.Posner, “Universal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52, no.1, 2011, p.7;Harold Hongju Koh, “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Stanford Law Review, vol.55, no.5, 2003, p.1481.

60 讓-馬克·夸克:《合法性與政治》, 佟心平、王遠飛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年, 第10頁。

61 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鄧正來等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年, 第444頁。

62 Mattias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A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5, no.5, 2004, pp.913-915.

63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fter Iraq, ”p.31.

64 參見張輝:《國際法效力等級問題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年, 第13-16頁。

65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UN Doc.A/CN.4/L.682, pp.10-11.

66 等級劃分只是解決國際法非體系性所產生問題的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應用范圍有限的解決方法, 此外還可通過法律適用方法等法律技術手段解決部分問題。但所有這些方法都是非根本性的, 國際法非體系性問題只能在國際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才能徹底消除。

67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UN Doc.A/CN.4/L.663/Rev.1, p.24.

68 參見楊忠文、楊兆巖:《法的效力等級辨析》, 《求是學刊》2003年第6期;顧建亞:《法律位階劃分標準探新》, 《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69 參見曾令良:《推進國際法理念和原則創新》, 《人民日報》2016年3月28日, 第16版。

70 《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 第1版。

71 參見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于中國與國際社會關系的三個假設》,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

72 參見邵峰:《中國外交戰略:六十周年六大變化》, 《新遠見》2009年第10期。

73 參見邢悅、詹奕嘉:《負責任大國:理論、歷史與現實》, 《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08年第1期;李慧明:《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 《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74 胡錦濤:《與時俱進繼往開來構筑亞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在亞非峰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2005年4月23日, 第1版。

75 尤根·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郭官義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年, 第12頁。

76 封永平:《大國崛起困境的超越:認同建構與變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 第125頁。

77 Lou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

78 米歇爾·???《話語的秩序》, 肖濤譯,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年, 第3頁。

79 約瑟夫·S.奈:《硬權力與軟權力》, 門洪華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第107頁。

80 參見俞新天:《集體認同: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關鍵》, 《國際展望》2016年第3期。

81 參見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 第14頁。

82 劉振民:《建設國際法治的基礎》, 《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 第23版。

83 參見王毅:《攜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民日報》2016年5月31日, 第7版。

84 Simon Chesterman, “A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56, no.2, 2008, p.332.

85 Paul P.Craig, “Formal and Substantive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Law, Autumn 1997, p.467.

86 例如,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14-218;黃文藝:《為形式法治理論辯護---兼評〈法治:理念與制度〉》, 《政法論壇》2008年第1期。

87 例如, 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年, 第531-532頁;高鴻鈞等:《法治:理念與制度》,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年, 第7章。

88 主張國際法治實質內涵的學者及論文如車丕照:《我們可以期待怎樣的國際法治》,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4期;何志鵬:《“良法”與“善治”何以同樣重要---國際法治標準的審思》, 《浙江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曾令良:《國際法治與中國法治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等等。主張國際法治形式內涵的學者及論文如黃文藝:《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為基準的考察》,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4期。

89 王毅:《攜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民日報》2016年5月31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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