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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朝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考述(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7-28 11:18:29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官書局是清中后期重要的地方官府出版機構, 在中國出版史、文化傳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光時期金陵、淮南、浙江、崇文、江蘇五大地方官書局聯合刊刻《二十四史》是晚清官書局的重要出版活動, 本文在揭示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歷史背景、刻書緣起、各局之間具體分工的基礎上, 分析了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版本特征及其成因, 總結了其歷史意義。

關鍵詞:
清末; 官書局; 官書局刻書; 二十四史; 崇文書局;

Study on Five Ju Publishing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in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
Liu Jialiang Ma Xueliang

“十三經”及其注疏、“二十四史”是中國古籍的主干, 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載體。因此, 對于正經、正史的??闭?、傳抄雕印, 從來都是文化上的大事。清同光時期由金陵、淮南、浙江、崇文、江蘇五大地方官書局聯合刊刻《二十四史》, 即是清代地方官府刻書的絕唱之作, 也是清代雕版印刷史上的大事, 對《二十四史》在晚清民國間的流傳與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于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事, 已有張宗友、吳瑞秀、吳家駒、江凌、鄧文峰、馬志立等多位文獻學、出版史領域的學者論及 (1) , 但是迄今尚未見全面系統的梳理。今年適逢參與此事并最終承擔全部書版管理與刷印任務的湖北崇文書局設局150周年, 故在各家研究基礎上, 通過梳理晚清五大官書局聯合刊刻《二十四史》這一盛舉的前后原委, 彰明其在出版史、版本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同時也是對崇文書局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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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背景

清代的出版業, 前承宋、元、明三代刻書余緒, 同時不斷采用新的印刷技術, 開創了中國古代出版史上最為輝煌的局面。清代前、中期, 官府刻書以內府武英殿刻書最為卓著, 清中期以后武英殿刻書漸趨式微, 各地官書局刊書之風蔚然而起, 這些官書局刊印了大量經史圖籍, 其中, 江南五局聯合刊刻《二十四史》這樣一大套圖書, 絕非偶然為之, 而是其所處特殊時代背景的必然產物。

(一) 中央刻書出版活動衰落
清代處于封建社會末期, 但在雕版印刷事業上卻登上了歷史頂峰。特別是康雍乾時期, 社會相對安定, 經濟繁榮, 國力強盛, 統治者一方面為了昭示“稽古右文, 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另一方面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 大興刻書之風, 并構筑了從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立體化的官府刻書體系。除了武英殿刻書, 中央刻書機構還有中央各部院刻書, 如戶部、禮部、國子監、欽天監等機構的刻書。其中, 中央刻書以內府刻書為主, 而內府刻書主要集中于武英殿修書處, 故清內府本又往往被稱作“殿本”。清代內府刻書出于政治統治與思想鉗制需要, 刊刻了大量儒家經典、敕纂修圖書和御制、御纂圖書。據《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著錄, 清代內府刻書多達1310種 (2) , 無論是從刻書數量, 還是刻書覆蓋范圍, 清代內府所刻之書都遠超宋、元、明三代中央官府刻書。中央官府刻書的興盛, 雖然主觀上是為了宣揚維護封建統治思想, 但是客觀上也豐富了圖書出版的種類, 為天下士子讀書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但是, 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西方列強入侵, 社會開始動蕩不安, 積貧積弱的清廷再無昔日雄厚的財力用以刻書。尤其是嘉慶朝以后, 中央刻書步入漸消漸亡的衰敗期 (3) 。從這個角度來說, 中央刻書在文化事業上力不從心, 急需地方官府形成補充力量, 這是晚清官書局興起且刻書活動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恢復封建文化秩序提出對圖書的現實需求
清中期以后, 中國社會進入了動蕩與變革并存的時期。尤其是天平天國農民起義, 因為披著拜上帝教的外衣, 對傳統文化予以排斥, 將傳統典籍冠以“妖書妖說”一概予以焚毀, 甚至出現了“敢將孔孟橫稱妖, 經史文章盡日燒”的慘烈局面, 導致大量民間藏書被破壞焚燒, 公私典藏幾盡毀于戰火, 其中尤以江南地區圖籍損毀最為嚴重。祝文白在《兩千年來中國圖書之厄運》一文中說:“太平天國之亂, 江浙兩省, 如蘇、松、常、鎮、揚、杭、嘉、湖、寧、紹等舊府署, 先后淪陷。所有東南藏書, 如常熟毛氏汲古閣、鄞縣范氏天一閣、昆山徐氏傳是樓、桐鄉鮑氏知不足齋、陽湖孫氏平津館、海寧吳氏拜經樓, 多有散失, 尤以天一閣為甚。” (4)

清末藏書家國英也曾記載當時的社會情形道:“時值發、捻、回各逆滋擾半天下, 版籍多毀于火, 書價大昂, 藏書家秘不示人, 而寒儒又苦無書可讀。” (5)

太平天國被鎮壓后, 以胡林翼、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以及馬新貽、李瀚章等為首的一批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意識到農民起義不但給地方政治、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也對社會風氣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人心不古, 風俗敗壞, 因此, 欲重建封建王朝社會統治, 恢復封建文化秩序, 首要任務就是要敬教勸學, 講明正學, “掃異學之氛霧, 入宋儒之堂奧” (6) , 培育具備傳統道統意識的封建人才。而培育人才首要任務在于刊刻經史圖籍, 讓讀書人有書可讀, 以獲“經正民興”“經史賴以不墜”之功。一時間各地方官書局紛紛把儒家經典和史部要籍列為重點刊刻對象。

在上述兩重歷史背景下, 地方官書局的刻書事業開始興起并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二、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緣起與過程

(一)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之前的官刻正史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修史的傳統, 歷史典籍極為豐富。正史之名, 始見于《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 皆擬班、馬, 以為正史。”“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正史總稱, 其形成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魏晉時期有“三史”之稱, 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以《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 后人又稱之為“前四史”;《舊唐書·經籍志》又增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以及《隋書》, 合為“十三史”;至宋朝, 又加上《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 稱為“十七史”;明代復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 總為“二十一史”;清乾隆年間修成《明史》, 又增《舊唐書》《舊五代史》, 終成“二十四史”之名。

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之前, 官方與私家對正史的刊刻自宋迄清綿延不絕, 主要有宋代的《眉山七史》本, 元九路儒學所刻《十七史》 (7) , 明代南、北國子監本《二十一史》和汲古閣毛氏本《二十一史》, 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二)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組織過程與分工
清中期以后, 各省紛紛創設書局, 而各省督撫又彼此熟悉, 互有往來。同治八年 (1869年) 正月, 浙江書局總辦俞樾向浙江巡撫李瀚章 (8) 提出聯合各書局合刻《二十四史》的計劃:“前得書局同人書, 知《周官》業已告成, 想今年《七經》可畢矣。金陵擬接刊《三國志》, 蘇局謀開雕《明史》。吾浙《七經》畢工后, 未知刊刻何書, 已有定見否?或與金陵、吳門合成全史, 或竟將《十三經注疏》刊行, 經經緯史, 各成巨觀, 洵士林之幸也。率爾布及, 未知尊意有當否?” (9)

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之前, 江南各書局已經開始了經史的刊刻工作, 俞樾在各書局均有刊刻正史計劃而又未形成定局前提出了聯合各書局分工完成一部“全史”的宏大計劃。這一計劃很快得到了李瀚章的支持, 落實方案也漸趨明朗。同年春, 俞樾給其兄俞林的信中說:“今春李筱泉中丞謀合各省會書局刻《二十四史》, 屬弟商之江南督撫。因先與丁禹翁 (10) 商量, 許刻《遼》《金》《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馬榖翁 (11) 回書, 金陵書局從《史》《漢》起, 直任至《隋書》而止。遂攜書與筱翁面議, 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 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少荃 (12) 伯相于湖北刻之。三四年后, 全史告成, 一巨觀也。” (13)

可見, 此事發起時是由江蘇、金陵、浙江、崇文四個書局分任刊刻任務。

當俞樾將擬請江蘇書局刊刻《遼》《金》《明》三史的想法與丁日昌溝通時, 丁日昌起初并不想參與此事, 在俞樾的勸說下, 才答應分擔這三部書的刊刻任務。“李筱荃中丞書謀合江寧、蘇州、杭州三書局合刻《二十四史》, 屬余謀之江南諸當事, ……以告蘇撫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難之曰:‘蘇局已刻《資治通鑒》, 應敏齋廉訪又購得畢氏《續通鑒》, 版歸局中, 則自明以前事跡具矣!吾再刻一《明史》, 而三千年往事燦然在目, 何事《二十四史》為?’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則已耳, 既刻《明史》, 則一大部也, 何不更刻一二種, 以成此美舉乎?’中丞首肯, 乃以刻《遼》《金》《明》三史自任。” (14)

俞樾與李鴻章商議由湖北書局刊刻《五代史》和《元史》之事時, 李卻一心想刻《明史》, 而不愿承接《元史》, 這樣就出現了兩局爭刻一史的局面。俞樾只好再次寫信給丁日昌:“昨在吳平齋觀察處見陳稽亭 (15) 先生《明紀》一書, 共六十卷, 起自洪武, 訖于福王、唐王、桂王, 仿溫公《通鑒》之例, 首尾完全, 詳略有法, 頗擅史才。尊議欲刻《明史》, 補畢氏《通鑒》所未及, 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犁然大備, 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鑒》體非一律, 若刻陳氏此書, 則與《通鑒》體例相同, 合成全璧, 洵可于《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且向來并無刻本, 為海內所未見之書。若及此時付之梨棗, 會見不脛而走, 傳播藝林, 未始非吾局之光也。” (16)

俞樾站在江蘇書局的立場上, 通過設身處地地為丁日昌分析, 最終使丁氏接受了放棄《明史》、改印《元史》的建議。至此, 四局合刻《二十四史》之事終于議定。

四局達成合刻意向后不久, 兩江總督馬新貽意識到由金陵書局獨任十五史, 任務過重, 于是提出最好能由其他書局分擔一二種。同治八年四月, 俞樾給李瀚章的信札曾談及此事:“越中之行, 于月初返棹。連日霖雨, 未克趨奉教言, 悵甚。昨得馬榖翁書, 言自晉至隋, 尚有八百余卷, 不拘何局, 剞劂先成, 請分刻一二種, 以冀早日畢工。此意聞已函達臺端, 將來自可通融, 此時亦無庸預計也。少荃前輩有信來否?刻史之舉, 以為如何?” (17)

最后, 經過溝通, 淮南書局分擔了金陵書局承擔的《隋書》。“九年, 署運史龐際云請于鹽政馬端敏公, 分刊江寧書局《隋書》。惟最初金陵書局所任刊印之《十五史》, 于同治九年, 分其《隋書》給與其相輔翼之淮南書局, 則最后《二十四史》實分由五所書局刻印而成。” (18)

這樣, 晚清最后一次由官府主持的大規??陶坊顒泳陀伤木趾峡套罱K變成了五局合刻??谭止ぴ斎缦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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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詳表

(三)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過程管理
俞樾不但在發動各局合刻的計劃之初積極斡旋, 并最終促成此事, 而且對參與此事的各官書局刻書動態也極為關注, 并不時借機推動, 可謂盡心竭力。同治九年五月, 俞樾大病初愈, 就立即給李瀚章寫信, 表達了對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進展情況的關切之情:“樾于五月十九日還吳下寓廬, 廿二日即患大病, 臥床月余, 至今尚未能出房, 每日在房中扶杖而行?!抖Y》云‘五十杖于家’, 洵不虛矣。拙刻六種, 遇便當寄呈清政。鄂局所刻《國語》及《經典釋文》甚佳, 便中寄惠各一部為感。浙局見刻《通鑒輯覽》, 楊石翁云, 俟畢工后再刻《唐書》《宋史》。蘇局見刻《明紀》, 所派各史, 亦俟畢工再刻。而丁雨翁又有津門之行, 未知如何。伏思會刻全史之議發自臺端, 未知何日觀成, 以副嘉惠后學之盛心耳。” (19)

同治九年正月, 俞樾再次致函李瀚章云:“浙局刻《舊唐書》之舉, 臺旌行后, 想必仍如前議也。鄂局得大君子主持, 妙甚矣。” (20)

正是由于有俞樾的積極謀劃、適時推動,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才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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