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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備于何時——中國古代文體框架確立的途徑(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8-31 18:31:53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中國古代文體框架確立于何時, 向有異辭。中國早期文體圍繞三代禮樂文明展開, 而伴隨著社會的轉型, 戰國時期經歷了“文體的突破”, 中國古代文體框架初現輪廓。秦代的文體史地位在過去認識不足, 乃至于有“秦世不文”的定位。從出土文獻看, 秦代不但有一定數量的詩賦作品, 還涌現了名目繁多的官文書文體, 可謂“官文書文體備于秦世”。之所以說文體“至東漢而大備”, 正在于兩漢兼取戰國與秦代的文體創獲, 從而在真正意義上確立了中國古代文體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
文體; 文體論; 文體突破; 官文書; 中國古代文體框架;

When Did Literary Forms Have Been Completed: Re-evaluation of Some Stylistic Statements
Chen Minzhen

所謂文體之“備”, 指的是文體的形態與種類在哪一階段得以完善、賅備, 亦即在何時確立后世文體的基本體系與框架。六朝之際, 主要文體的文體形態基本定型, 且已出現較為系統的文體論, 因而我們討論“文體備于何時”, 比較的對象主要是六朝的文體框架。對于文體備于何時的問題, 前賢提出了多種看法, 或謂備于戰國, 或謂戰國文體不備, 或謂備于東漢, 不一而足。傳世文獻業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是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體框架確立途徑的基礎。

一“其時文體不備”抑或“至戰國而后世文體備”

章學誠認為“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與此相對的是, 有學者認為“其時文體不備” (1) 。章氏此說是在論“詩教”時提出的:

周衰文弊, 六藝道息, 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 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 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戰國之文章, 先王禮樂之變也。然獨謂《詩》教廣于戰國者, 專門之業少, 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后世專門子術之書絕, 而文集繁, 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 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體皆備于戰國, 而《詩》教于斯可謂極廣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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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的論述有幾點需要注意。首先是“文體”。章氏并非專論文體, 所謂的“后世之文體”, 亦非指后世的文體, 而是指“后世之文”的“體”。“后世之文”是相對“六藝之文”“戰國之文”而言的, 指戰國以后的文章。而所謂的“體”, 雖然也有文體的意義, 但更主要是文學之體, 指文學的體制與性質 (3) 。章氏舉出《文選》諸體多源自戰國之文, 如將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京都賦追溯至蘇秦、張儀縱橫六國之辭, 將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羽獵賦》推源到《戰國策》中安陵從田、龍陽同釣的故事, 諸如此類, “以征戰國之賅備” (4) 。何詩海認為章氏論《文選》諸體時主要著眼于內容, 而很少涉及文體形態, 故其論證時有牽強、片面之處 (5) 。事實上, 文體形態本身并非章氏關注的重點, 他強調的是戰國之文作為六藝之文與后世之文之間的過渡, 從內容、形式到功能都對后世之文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次是“文”。與劉師培強調韻文的狹義文學觀相比 (6) , 章氏筆下的“文”內涵相對較廣, 既包含偶語與韻語, 也囊括文學性較弱的文本。雖然章氏討論的是廣義的“文”, 但他也極為注重“文”的審美特征與情感特征。章氏之所以尤其強調“詩教”, 出于戰國是縱橫之世的認識, 縱橫之學要求對言加以文飾, 詩教便為其基礎。戰國之世的這一特點, 又為“辭章”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章氏認為“后世之文集, 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 其余莫非辭章之屬也” (7) , 除了經義、傳記、論辨這些“經學不專家”“史學不專家”“立言不專家”的產物, 戰國之后的“文集”均屬于“辭章”。

最后看章氏的文學發展觀。章氏文學發展觀的基本理路是“道→六藝之文 (周官舊典) →詩教→戰國之文 (子史/著作) →后世之文 (文集/辭章) ”, 雖然也強調六藝之文是諸子及文學的源頭, 但與一般的“文章原出五經”說和“諸子出于王官”說相比, 章氏之說存在以下幾個特點:具有更宏觀的視野, 將“文”之演變納入長時段的考察, 不拘泥于某一具體文體的溯源, 并將戰國之文作為中間環節打通六經與后世之文之間的限域;具有更豐富的層次, 雖然認為戰國之文出自六藝之文, 但強調詩教為其樞紐;將文學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從而對現象的背后導因做深層次的開掘。

章氏認為戰國之前沒有專門的、私人的著述, 而是“官師守其典章, 史臣錄其職載”, 文字記錄由王官所執掌。但到戰國之際, 著述涌現:

三代盛時, 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 是以相傳以口耳, 而孔孟以前, 未嘗得見其書也。……不知古初無著述, 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 實非有所偽托也。 (8)

“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是章氏學術史思想的一個重要立足點。古代封建階級制度的根本崩壞是在春秋晚期, “士”階層發生激烈的震蕩 (9) , 這是與禮樂文明的衰落相一致的。隨著“舊法世傳之史”式微, “道術將為天下裂” (10) , 曾經作為文化主體的王官與卿士風光不再, 處于流動中的“士”活躍于歷史舞臺, 一個彰顯個人情志的時代逐漸到來。

某種程度上, 章氏是強調“文體出于王官”論的, 王官確乎奠定了中國早期文體的基礎 (11) 。伴隨著禮的動搖與轉向, 由三代王官確立的文體 (主要是“詩”“書”“祝”三系) 開始擺脫禮的束縛, 有了新的發展與分化、互動與滲透, 一些新文體因而得以在舊壤上滋生。

在禮樂崩壞的背景下, “詩”系文體逐漸與禮樂剝離, 自覺的文人詩創作成為可能, 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不歌而誦”的辭賦, 作為純文學的“詩賦”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早期的詩以四言為主, 在脫離禮樂之后, 句式也不再受到束縛, 既有延續四言體的《橘頌》《李 (桐) 頌》以及荀子賦, 也有句式更為多樣化的楚歌以及見于《荀子》和睡虎地秦簡的成相體, 甚至已有五言詩等詩體的萌芽 (12) ?!稘h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后, 周道寖壞, 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 學《詩》之士逸在布衣, 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 皆作賦以風, 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13) 謂辭賦之作, 蓋由于詩之沒落。楚辭以“兮”和其他虛詞將四言體中的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等基本詞組連綴成長句, 提煉成三種基本節奏音組 (14) , 從而完成了由詩到楚辭的轉型。但脫胎自詩的楚辭仍留有詩樂的尾巴, 如其亂辭本是樂曲體制的構成。上博簡所見《桐頌》《有皇將起》《鹠鷅》《蘭賦》屬于楚辭或賦, 此類文本在安大簡中也有發現 (15) , 當時辭賦的流行情況超乎我們的舊有認識。這些楚辭類文本呈現了屈原時代甚至前屈原時代辭賦的早期面貌 (16) , 既可窺及楚辭、賦體的祖源, 也可以梳理出它們與《詩經》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彌足珍貴。上博簡、清華簡、馬王堆帛書所見諸多黃老著述, 基本上是韻文 (17) , 同樣對賦體有重要啟發。

至于“書”系文體, 一方面, 曾被賦予無上威權的“壬言”逐漸黯淡, 與此同時, 真正意義上的文書行政機制開始形成;另一方面, “立言”的權力由王者延伸到一般的士人, “王若曰”轉變為“君子曰”“子曰”“孟子曰”之類, “語”類文獻以及諸子論說文得以涌現。劉勰將“諸子”概括為“入道見志之書” (18) , 強調“道”“志”為諸子爭鳴的中心, 并揭示其“立言”的旨趣。劉勰突出某些著作之“文”, 如《列子》“氣偉而采奇”、《淮南子》“泛采而文麗”, 也指出某些著作之“質”, 如《墨子》“意顯而語質” (19) 。

“祝”系文體在戰國時代也有新的發展。一方面, “東周以降, 祭禮未淪” (20) ;另一方面, “春秋以下, 黷祀諂祭”“禮失之漸也” (21) , 戰國時代的社會與思想都經歷急劇的轉型。在此背景下, “祝”系文體在方術盛行的時代氛圍中被賦予了新的生命。戰國秦漢簡帛所見巫祝之辭一概為韻文, 且偏愛某些韻部, 如押陽部韻以及與陽部相關的韻部。這些祝辭通常配合具體行為, 為巫術或祭禱儀式服務。屬于祭禱的祝辭, 往往伴隨祭品的陳設和投擲, 用語相對典雅;屬于巫術的祝辭, 則涉及順勢、觸染、厭勝等巫術方法 (22) , 用語相對鄙俚。它們仍有著沿承自王官的烙印, 是早期“祝”系文體的延續與發展。如除了以“號”“呼”引入, 還常用“祝曰”“禱之曰”, 可見其“祝”“禱”性質。再如此類祝辭常用擬聲詞“皋”, 亦見諸《儀禮·士喪禮》《禮記·禮運》等典籍, 這是巫術儀式中經常呼叫的一種聲音 (23) , 在“王官時代”的禮典中已現端倪。巫祝之辭對文辭的追求, 確乎啟導了后世的諸多文體, 與“文學出于巫祝之官”論相呼應。

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現象是敘事文本的興起, 較之原先“詩”“書”“祝”三系文體為主、圍繞禮典展開的文體框架, 無疑是一大突破。中國古代的“敘事傳統”相對薄弱, 而且興起較晚 (24) 。“五經”之中以《詩》《書》《易》《禮》為早, 《春秋》相對晚出, 并非偶然 (25) 。從戰國文獻看, 戰國之世敘事作品 (主要是史書) 趨于繁興, 如《左傳》《國語》中的部分內容、清華簡《系年》 (26) 、戰國楚簡多見的楚王故事 (27) 以及西晉出土的《竹書紀年》等 (28) 。與甲骨卜辭、青銅銘文乃至《春秋》相比, 這些戰國時代的文獻“言”與“事”趨于交融, 篇幅增大, 表現手法、題材以及形式都愈加豐富?!睹献?middot;離婁下》提及晉之《乘》、楚之《梼杌》與魯之《春秋》 (29) , 《墨子》佚文載“百國《春秋》” (30) , 《墨子·明鬼下》亦述及周、燕、宋、齊等國《春秋》 (31) , 可見當時與《春秋》類似的文獻并不在少數。如果說“春秋”一開始是“天子之事” (32) , 那么官學下移使得列國與士人都有撰述“春秋”的機會。“春秋”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 (33) , 《孟子·梁惠王上》亦提及“齊桓、晉文之事” (34) , 即指東周以來的諸侯代興, 這也是《系年》等史籍的共同主題。據《史記·秦本紀》, 秦文公十三年 (前753) “初有史以紀事” (35) , 謂秦國有紀事的史書始于春秋時期, 稍早于《春秋》開始的年限, 正反映了一種時代現象。

總之, 在戰國之世, 記言與記事之間、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界限被打破 (36) , 賦予了文體互動及分化的更多可能性。“王官時代”奠定的“詩”“書”“祝”三系文體, 已然演變為詩賦類、論說類、文書類、敘事類、祝辭類等幾大類, 中國古代文體的大廈已經初具規模。就此而論, “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諒非虛言。

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的限制, 戰國時期實用文書的種類尚無法與秦漢相比 (37) 。即便是詩賦的具體種類, 與漢代相較也是相形見絀。如若將戰國的文體與后世的文體在數量和種類上加以衡量, 章氏的說法自然存在較大問題。但戰國之世所確立的格局, 已經蘊含后世文體的主要基因, 中國古代文體的框架初具輪廓, 文學觀念也初步自覺。所謂的“軸心時代” (Axial Age) (38) , 是“哲學的突破”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的時代 (39) , 同時也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文體的基本框架 (40) , 故也可以說是“文體的突破”的時代。

二從“秦世不文”到“官文書文體備于秦世”

《文心雕龍·詮賦》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秦世不文。” (41) 有學者便斷言“秦代無文學” (42) , 全面否定秦代的文學。隨著秦簡牘的不斷發現, 一些文學史家也注意發掘秦簡牘的文學史價值, 強調出土材料改寫了志怪小說、賦、家書等文體的歷史, 對“秦世不文”論予以辯駁 (43) 。“秦世”是“文”抑或“不文”, 既需要準確理解劉勰的原意, 也需要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對“秦世”之“文”予以客觀的、歷史的評價。

首先看“秦世”。劉勰所稱的“秦世”, 當是就朝代意義上的“秦”而言的, 而不是泛指秦國或秦文化。以“秦世”指涉秦朝, 文獻習見, 如《大戴禮記·保傅》云:“秦世所以亟絕者, 其轍跡可見也。” (44) 《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荀卿丑秦世之坑儒。” (45) “秦世”均就秦朝而言。一般認為, 秦朝始于始皇帝二十六年 (前221) , 終于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嬰投降。不過若以東周王權覆滅算起, 秦朝的歷史要追溯到秦始皇之前。秦昭襄王五十一年 (前256) , 秦滅“西周”, 周赧王貶爵為君, 《史記·六國年表》的周紀年自此而終。秦莊襄王元年 (前249) , 東周君謀秦, 秦莊襄王命呂不韋為大將, 執東周君而歸, 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即以此為周秦交替之年 (46) 。因此, “秦世”最大限度而言, 始于公元前256年, 終于公元前207年, 而以趙正也就是原來的秦王政、后來的始皇帝的統治年限為中心。

在“秦世”的時間范圍內, 其文化政策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呂不韋當權期間, 有感于秦國文化相對薄弱, “以秦之強, 羞不如” (47) , 從而廣泛延攬人才, 集大成的《呂氏春秋》即為該階段的結晶;第二階段以呂不韋被罷黜為標志, 秦國的文化鉗制政策升級, 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48) 。

我們再來看“不文”之“文”。“文”的意涵極為豐富, 在《文心雕龍》中也具有多義性?!段男牡颀垺分械?ldquo;文”既可指文采、韻文, 也可在此基礎上涵括相對來說缺乏文采、不入韻的“筆”。“秦世不文”是在《詮賦》一篇中述及的, 其下一句是“頗有雜賦” (49) 。因此, 劉勰是在討論屬于韻文的賦體時提出這一命題的, 在語境中所謂的“不文”之“文”指的是文采、韻文。“秦世不文”在《文心雕龍》一書中的本義, 即指秦代缺乏有文采的韻文。

劉勰并沒有完全否定秦代的文學成就, 他在《詮賦》中稱“頗有雜賦”, 在《明詩》中言:“秦皇滅典, 亦造仙詩。” (50) 它們均屬于“文”。但相對于“秦世”之前以及其后的西漢, 顯然是過于蒼白的。劉勰強調的是“秦世不文”與“秦皇滅典”, 所謂“雜賦”與“仙詩”不過是秦世荒蕪的文學園地中不起眼的點綴而已?!对徺x》所謂“雜賦”, 著錄于《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 稱“秦時雜賦”, 凡9篇, 在“荀卿賦”之下。但“秦時雜賦”并未流傳下來, 其究竟是何等模樣, 已難以質言。在“雜賦”之下, 則有“成相雜辭”, 睡虎地秦簡發現有成相體的文本, “秦時雜賦”雖未歸入“雜賦”之中, 但極有可能是四言體或成相體 (51) 。秦代之詩, 《史記·秦始皇本紀》提及的“仙真人詩”亦不可睹, 除了民謠之類并不完全可靠的文本, 鮮有作為。就這一層面而言, “秦世不文”的斷語并不為過。

但秦簡牘為我們提供的“秦世”之“文”足以更新我們的認識: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簡《從政之經》、王家臺秦簡《政事之?!肪缘溲诺乃难詾橹? 不少思想合乎儒家的旨趣 (52) , 《為吏之道》還附有成相體的韻文 (53) ;北大秦簡所見《善女子之方》全篇文句多押韻, 《公子從軍》《隱書》《飲酒歌詩》則見及詩賦的直接材料 (54) ;居延漢簡、阜陽漢簡、北大西漢簡等均發現有秦人所編字書《倉頡篇》, 四言一句, 隔句為韻, 每章一韻到底, 系韻文的形式;秦簡牘《日書》中的不少祝辭, 也都是韻文。而著名的秦刻石, 也是嚴謹的四言韻文, 三句一韻, 頗為整飭?!秱}頡篇》與秦刻石, 均沿承了《詩》的體制, 形式典雅, 二句為韻, 幾近于詩??梢? 秦代并不缺乏有韻之“文”, 只不過這些韻文往往是為王權以及吏治服務的, 如《為吏之道》等宣揚吏道, 《倉頡篇》等便于官吏學習文字, 功利性極強。至于北大秦簡所見詩賦類文獻, 則無疑是屬于“文”的。

秦人與戎狄雜處, 偏居西陲, 但據秦公1號大墓殘磬銘文, 秦人自稱出自高陽 (55) , 高陽一般認為是顓頊。據秦公簋 (《集成》4315) 銘文, 秦人自認為“鼏宅禹跡”。新出的清華簡《系年》, 表明秦人自東方遷至邾圉 (56) , 更多繼承商文化。至少從文化認同看, 秦人是以“諸夏”“中國”自居的。加上毗鄰宗周之地, 秦國的宮殿、宗廟、禮典等較多受周文化浸染 (57) , 故在禮樂文化方面并不算落后。“文”有一個重要的義項是“禮”, 有論者認為“秦世不文”之“文”指禮樂文化 (58) , 但置諸語境, 難以成立。當然, 秦人無禮之說在戰國漢初頗為流行 (59) , 不過這是相對而言的, 春秋時期秦國的禮樂文化并非乏善可陳?!对娊?middot;國風》有《秦風》十首, 著名的石鼓文亦記錄春秋晚期秦詩十篇 (60) , 秦地出土的有“樂府”字樣的青銅鐘及封泥說明漢代以前已有樂府之設 (61) , 岳麓秦簡見及“樂人”的記載 (62) 。秦地發現的禮器、樂器多受周文化的影響, 彼時“靈音鍴鍴雍雍” (秦公及王姬鎛鐘) “厥音鍴鍴鎗鎗” (55鳳南M1:517磬銘) , 不可謂“不文”?!蹲髠鳌贰秶Z》均記載秦穆公賦詩, 秦公子縶被時人譽為“敏且知禮” (63) , 他們對禮樂的熟稔較諸中原人士不遑多讓。新出的清華簡《子儀》, 更是記載了秦穆公宴請子儀的樂舞儀典 (64) 。

但秦地賦詩之風僅限于春秋, 出土秦禮樂器也基本限于春秋早期與晚期。商鞅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廢除原先的禮樂文化, 《商君書·靳令》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為“六虱” (65) , 遂“燔《詩》《書》而明法令” (66) 。為此, 一些言必稱《詩》《書》的保守貴族據理力爭 (67) 。經過商鞅變法, 秦人逐步以“法”取代“禮”, 禮樂文化得到淡化 (68) , 秦始皇“焚書”則是其極端化的發展。而放眼六國, 春秋時期的賦詩之風同樣不復存在, 因此秦國由“文”轉向“不文”, 既有秦文化的自身特征 (69) , 有本國文化政策的特殊性, 同時也是歷史總體趨勢的反映。

若從廣義的“文”, 亦即同時包含“文”與“筆”的“文”來看, “秦世”之“文”在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秦簡牘所見大量的文書類文獻, 即屬于“筆”。1975年底睡虎地秦簡發現于湖北云夢, 其后饒宗頤等根據這些材料探討秦代文學 (70) 。但很長一段時期內大陸學者對此缺乏關注 (71) , 甚至于不少討論秦文學的論著完全無視出土材料。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 除了秦代文學傳世材料的匱乏, 還在于“秦世不文”近乎作為“常識”而深入人心。在一些文學史的通論性著作中, 秦代文學往往缺席或者分量極小 (72) , 嚴可均輯《全秦文》也不過一卷規模, 收錄作者16人 (73) 。魯迅于《漢文學史綱要》中稱“秦之文章, 李斯一人而已” (74) , 后來的學者討論秦代文學時多沿承該書的框架。

目前所見秦簡牘內容可大致歸納為牒書、質日、語書、律令、行政文書、戶籍、賬簿等檔案、道里書、數書、技術書、占夢書、卜筮之書、日書、祝辭、病方、喪葬文書、書信、女教、詩賦十八類。如此豐富的內容, 是過去我們難以想象的, 秦代文學顯然不是一無是處的荒漠地帶。眾所周知, 秦始皇三十四年 (前213) 采李斯之議焚書, 即著名的“挾書令”。李斯認為儒生厚古薄今, 妄言時政, 會對秦王朝不利, 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文化鉗制的措施, 包括禁絕《秦記》之外的史書, 以及博士官職掌之外的《詩》《書》及諸子。至于醫藥、卜筮、種樹之類的書, 則不在毀棄之列。需要指出的是, “挾書令”并沒有提及詩賦類的書, 過去論者普遍想當然地認為它們也在禁書的范圍內, 但從出土秦簡牘看則未必如此, 詩賦仍有一定的生長空間。所謂“焚《詩》《書》, 誅僇文學” (75) , 這里的“文學”指以六經為代表的學術, 而非今天所說的文學。

秦簡牘多見律令和行政文書, 因其缺乏文學價值, 文學史家避而不談。過去引起文學史家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幾種文獻:

1.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李學勤主張其為志怪故事的濫觴 (76) , 文學領域的學者大多在此基礎上直接認定其為志怪故事 (77) 。北大秦牘所見《泰原有死者》 (78) , 文體與其相近。雖然它們在內容上與六朝志怪故事有一定聯系, 但就文體而言, 它們應為一種特殊的喪葬文書 (79) 。

2.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所見成相體?!稙槔糁馈返?欄有韻文8首, 內容仍是官吏行為規范, 體制則一反四言體, 轉為類似《荀子·成相》的成相體。作為韻文, 它自然屬于“文”。但之所以采用這種形式, 主要是為了便于官吏誦記, 使之成為銘刻于心的不二守則。

3.睡虎地4號墓出土木牘家書。系士卒“黑夫”與“驚”寫給“中”的信, 三者為同胞兄弟。作為目前所見最早的書信實物, 具有獨特的價值。這兩封家書用語淺白, 如“定不定”“急急急”諸語, 語體極富特色。

從文體的角度講, 上述文獻雖然出現了小說等文體的影子, 甚至也有韻文, 但實質上仍屬于文書性質 (包括官文書與私文書) ?!稙槔糁馈匪姵上囿w的內容是值得重視的, 這與《漢志》著錄“秦時雜賦”“雜賦”之下有“成相雜辭”可以合觀, 秦代存在一定數量的雜賦值得肯定。而近年入藏北京大學、尚未完全披露的一批秦簡, 更為秦世之文提供了直接佐證。北大秦簡《善女子之方》總體上是韻文, 《公子從軍》引述多種逸詩, 《隱書》有“隱書”自題 (見《漢志》“詩賦略”著錄) , 《飲酒歌詩》則是秦代歌詩的實例。北大秦簡可以反映“挾書令”施行后的情況, 秦雖然禁止《詩》《書》及百家語, 但并未說禁止詩賦之類??傊? 出土文獻可以驗證傳世文獻的記載, “秦世不文”大體可信;但它又是相對而言的, 戰國時期出現的新文體仍得到一定的延續和發展, 若非北大秦簡的發現, 我們不能想象秦代還存在一定數量的詩賦類文獻———這也是出土文獻隨機性的體現。

此外, 秦王朝為官文書文體規范所做出的貢獻, 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稱“官文書文體備于秦世”亦不為過。也正是由于秦王朝在官文書文體方面的推進, 中國古代文體框架才趨于完整。這主要體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 確立了中國古代官文書文體的體系。官文書文體是中國古代文體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的發展與政治制度的變遷息息相關。秦“以吏為師”, 目前出土簡牘的秦墓, 墓主人基本為中下層官吏 (80) , 他們成為當時知識階層的主體。如果說三代王官為文體的初肇及早期發展奠定了基礎, 那么秦漢官制的變革則標志著文體圍繞禮和王官展開的時代徹底終結。適應秦帝國的政治體制, 名目繁多的文書類文體開始涌現 (81) , 如“制”“詔”“奏”“請”“對”“律”“令”等, 它們成為串聯秦帝國各級行政機構的紐帶。漢承秦制, 則在整體上繼承并發展了秦朝的官文書文體, 中國古代官文書文體的體系至此確立。

其二, 規定了各類官文書的文體名稱?!妒酚?middot;秦始皇本紀》載秦并天下之后以“命為‘制’, 令為‘詔’” (82) , 里耶秦更名方也記載“承命曰承制”“授命曰制”“以王令曰以皇帝詔” (83) , 可見秦朝確實對官文書的文體名稱做了一系列的規定。任昉《文章緣起》云:“詔, 起秦時。” (84) 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制、詔三代無文, 秦始有之。” (85) 均強調制、詔自秦始。除了下行文, 上行文的文體名也同樣有新的規定, 如《文心雕龍·章表》云:“秦初定制, 改‘書’曰‘奏’。” (86) 《文章緣起》云:“上書,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87) 謂“奏”“上書”源自秦代。秦簡牘中, “×律”“×令”之類以體命篇的形式極為普遍, 官文書的文體區分是有意識的, 而這又是基于政治職能的區分。

其三, 規定了中國古代官文書的程式。我們所見到的早期官文書, 如“命”“誥”諸體, 除了有“王曰”“王若曰”這樣的標志性詞匯, 鮮有具體的體制規定。秦朝則以行政命令規定了一系列文書用語, 如臣子上書稱“昧死言”, 即出自秦制, 據《獨斷》:“漢承秦法, 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又云:“王莽盜位, 慕古法, 去‘昧死’曰‘稽首’, 光武因而不改。” (88) 這在秦漢簡牘中可以得到驗證 (89) 。據里耶秦更名方, 秦王朝對官文書用語進行了巨細靡遺的規定。秦簡牘所見律令, 均有格式可尋 (90) 。此外, 里耶秦簡發現了一批即時性文書, 其文書格式與用語亦值得重視 (91) 。秦簡牘所見諸如“守”“主”“敢告某主”“當騰騰”“告”“謂”“敢言之”“手”“如律”等文書常規用語, 都是秦代官文書制度化的明證。

其四, 規定了官文書的運行制度。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律》云:“有事請也, 必以書, 毋口請, 毋羈請。” (92) 秦代“文書行政”, 事無巨細, 均通過文書溝通。從秦簡牘所見“行書律”看, 當時官文書的運行制度已甚嚴密, 君臣之間、各行政機構之間的互動高效而頻繁。正如李均明所指出的:“從秦漢簡牘中才始見之傳遞文書是上令下達, 下情上報的手段, 于國而言, 又如人身之血脈神經, 須臾不可或缺,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3) 從里耶秦簡的材料看, 當時文書的收文時間精確到時分 (94) , 文書傳遞的時間要求至為精細?!肚芈墒朔N》云:“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 寫其官之用律。” (95) 官吏需要對自己抄寫的法令負責, 此外每年得到御史處校讎律令, 即《秦律十八種》所稱“歲讎辟律于御史” (96) 。

其五, 規定了官文書的載體形制。秦朝所開創的“文書行政”, 同樣對文書載體形制有所規定。岳麓秦簡見及關于簡牘長度、字數的制度:“尺二寸牘一行毋過廿六字, 尺牘一行毋過廿二字……御史上議:御牘尺二寸, 官券牒尺六寸。制曰:更尺一寸牘牒。” (97) 這里出現了一尺二寸、一尺、一尺一寸不同尺寸的牘 (98) , 并規定了相應的字數, 有助于我們了解當時的書寫制度。過去我們對簡牘的長度關注較多 (99) , 對寬度認識不足, 岳麓秦簡也記載了寬度的規定:“用牘者, 一牘毋過五行, 五行者, 牘廣一寸九分寸八;四行者, 牘廣一寸泰半寸;三行者, 牘廣一寸半寸。” (100) 由此可見書寫行數與寬度的互動關系, 彌足珍貴。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載:“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 方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其縣山之多菅者, 以菅纏書;無菅者以蒲、藺以枲箾之。各以其獲時多積之。” (101) 對載體材質也做了具體規定。

秦并天下, 不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還致力于推進“文同體”, 這一點向來為人所忽視。“文同體”主要體現在官文書方面, 事實證明其不但是行之有效的, 而且直接為漢朝所繼承, 奠定了中國古代官文書文體體系的基礎。

三“至東漢而大備”與中國古代文體框架的確立

如果說不少學者對章學誠“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之論尚有疑慮, 那么“文章各體, 至東漢而大備”這樣相對保守的觀點想必不大會遭致過多質疑 (102) 。此說至遲可以追溯到清人包世臣:

文體莫備于漢, 唐宋所有, 漢皆有之, 且有漢人所有而唐宋反無者。 (103)

胡樸安亦指出:

戰國時策士高談雄辨, 抑揚頓挫以逞辭鋒, 反覆譬喻以達意旨, 文之萌芽實始于此。然篇名未立, 體裁未備。文之緣起當溯源于兩漢之世。 (《論文雜記》)

文章體裁至西京備矣, 彥升言之最詳:“高文典冊用相如, 飛書羽檄用枚皋。”不僅備體, 且有能獨擅其體者。 (《讀漢文記》) (104)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中的論述顯然

更耳熟能詳:

文章各體, 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 文家承其體式, 故辨別文體, 其說不淆。 (105)

劉氏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文章各體”備于何時, 二是“辨別文體”源于何世。

漢代文體之所以能夠“大備”, 無疑是建立在前代成就的基礎上的, 與其對三代大傳統的繼承分不開, 亦與其對楚、秦文化的繼承分不開。

首先是對三代大傳統的繼承。漢朝前期崇奉道家, 繼而“獨尊儒術”, 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三代大傳統。六經是三代大傳統的結晶, 也是儒家的基本經典。在儒家定于一尊的情況下, 漢代經學大熾, 這一方面使先王圣典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 六經成為文體演進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 經學也束縛了文體觀念的進一步發育, 即便是文體論自覺之后, “文章原出五經”這樣的看法也無疑有經學本位的深刻烙印。

其次是對楚文化的繼承。楚文化與漢文化有密切的聯系 (106) , 漢朝初肇的前半個多世紀, 豐沛元從集團居于核心地位 (107) , 因而漢文化不可避免受到楚文化的強烈影響。一方面, 與楚文化有密切關聯的黃老道家成為漢初文化的主流 (108) , 這在馬王堆帛書中有突出的反映, 而黃老著述對連珠、對問等辭賦體制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面, 楚地辭賦也為漢人所繼承, 并由此發展出漢賦。楚文化不但在文化取向上深刻影響了漢文化, 還直接奠定了漢代詩賦類文體的基礎。

最后看對秦文化的繼承。眾所周知, 漢承秦制, 但論者多就政治制度而言, 實際上在官文書文體方面, 漢朝也總體上繼承了秦朝的“文書行政” (109) ?!墩摵?middot;別通》便指出:“蕭何入秦, 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 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 (110) 秦統一六國之后規定了一些官文書的文體名, 如“命為‘制’, 令為‘詔’”, 這為漢朝所繼承, 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創造出策書與戒敕。秦朝所規定的一些文書用語和用字規范, 也被漢朝總體繼承?!丢殧唷吩?“漢承秦法, 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 (111) 《漢書·高帝紀》“昧死再拜言”之下, 張晏注云:“秦以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 漢遂遵之。” (112) 可見西漢臣子上書自稱“昧死” (113) , 即承自秦朝。再如秦簡牘中常見的“敢言之”等用語, 在漢代官文書中仍極普遍 (114) 。漢律令多因襲秦律令, 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內容, 很多可以在秦簡牘中找到依據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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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 漢代文體之“大備”并非偶然, 而是建立在“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與“官文書文體備于秦世”的基礎上的。漢代文體最終集其大成, 并續有開拓。

漢興以來, 辭人迭出, 朝野上下對文字藝術的珍視, 刺激了文體的革新。漢代文體分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是不同文體間的交互滲透, 如楚辭與散體賦的互動、辭賦與詩的互動、敘事文本與詩賦的互動等等, 句式的借鑒與豐富、結構的凝固與重組、虛詞的運用與減省、主題的移植與擴展使文體的多元化成為可能。除了延續屈原賦的楚辭、承楚辭余緒的騷體賦、反映帝國氣象的漢大賦, 當時的辭人還創造出對問、七體和連珠等形式。枚乘《七發》在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北大漢簡《反淫》亦屬于“七體”, 是我們進一步認識“七體”的重要材料 (116) 。北大漢簡《妄稽》和尹灣漢簡《神烏賦》屬于俗賦, 具有濃郁的民間色彩 (117) , 類似的還有敦煌漢簡中的韓朋故事 (118) , 反映了漢賦更為多元的發展路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俗賦具有介于大傳統小傳統之間、以說唱為形式、具有主觀的虛構意識等特點, 為中國的敘事傳統奠定了重要基礎, 且與古小說的發生關系密切 (119) 。

“古詩率以四言為體” (120) , 但也有其他體式的萌芽。及至劉漢, 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也開始集中出現。五言詩是在東漢以后愈趨成熟的, 逐漸取代了“文繁而意少”的四言古詩, 遂居“文詞之要” (121) 。七言詩在成相體和字書中已肇其端, “兮”的省卻是騷體向七言詩過渡的關鍵 (122) , 敦煌漢簡所見《風雨詩》若去掉承自騷體的語氣詞“兮” (123) , 亦可視作七言詩。但成型的七言詩與五言詩一樣, 在東漢時期才真正出現。一方面, 漢代詩人的“作者”意識進一步彰顯, 詩歌的體制趨于多樣化, 詩歌的表現能力得到空前的強化;另一方面, 除了廟堂之詩與文人之詩, 民間詩歌也開始興起, 一改先秦詩為上層所壟斷的局面, 投映出更為廣闊的世俗世界。

除了詩賦類文體, 論說類、敘事類文體也有進一步的分化。在戰國諸子的基礎上, 漢代論說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戰國時期的子書往往書成眾手, 而隨著漢代“作者”主體性的增強, 出現了《新語》《新書》《春秋繁露》《鹽鐵論》《白虎通義》《論衡》《新論》等個性鮮明的論著。

漢代的文書類文體總體上承自秦代, 但又做了進一步的完善與拓展。以詔令文書為例, 秦“命為‘制’, 令為‘詔’”, 漢代則細化為“策書”“制書”“詔書”“誡敕”四體 (124) , 在格式、用語的規定上愈趨規范。據《文心雕龍》, 這是“漢初定儀則” (125) 的產物, 即漢高祖五年 (前202) 叔孫通制定禮樂, “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 (126) , 可見其承秦而又有所變。

值得注意的還有載體的多樣化。兩漢時期, 簡牘仍為書寫材料的主流, 但紙已經出現, 并日漸普及, 簡牘、紙的交替對文體乃至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127) 。載體多樣化的一個結果是文體的多樣化, 因為有的文體是直接建立在載體基礎上的。碑作為文體名, 本身便是從載體發展而來的, 碑文所附銘辭常是四言韻文, 甚至是五言詩的形式 (128) ;再如漢代銅鏡盛行, 銅鏡上的銘文往往是韻文, 有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等多種形式, 較具文學價值 (129) ;再如漢代流行的畫像石題銘、剛卯題銘、墓志銘、告地書等 (130) , 可見文字書寫在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存在, 新文體亦藉此催生。

如果說“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 至兩漢尤其是東漢則是燦然“大備”, 一個文體高度繁榮且趨于自覺的時代已經到來。據《后漢書·文苑傳》, 東漢文人創作所涉及的文體已頗近《文心雕龍》諸書的文體框架。徐師曾于《文體明辨序說》中指出“自秦漢而下, 文愈盛;文愈盛, 故類愈增;類愈增, 故體愈眾”, 并強調“體愈眾, 故辨當愈嚴” (131) , “辨體”正是文體論的先導?!端膸烊珪偰俊芬嘀赋?“文章莫盛于兩漢, 渾渾灝灝, 文成法立, 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 體裁漸備, 故論文之說出焉。” (132) 認為漢末“體裁漸備”是文體論發生的基礎。隨著文體的增多、辨體的深入, 對文體的分類與歸納也愈加嚴密, 自覺的文體論成為可能。從目前的材料看, 至遲在東漢末年已有較成熟的文體論, 以蔡邕的《獨斷》《銘論》為代表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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