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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8-31 18:50:22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抗戰爆發后, 沈從文曾重返湘西, 在沅陵小住了一段時間, 對湘西社會的過去與當下, 有了更為切近的了解。南下昆明之后, 他開始著手一個龐大的“重寫湘西”計劃, 試圖在抗戰前后特定的情境中, 檢討湘西地方的歷史困局與可能的出路。為了表現情感與社會之復雜多方, 對小說、游記、報告、政論、地方史志等多種文體的綜合, 也是“重寫”過程中的自覺追求。其中, 《蕓廬紀事》是相當有代表性的一篇, 不僅記錄了戰爭初期在張治中“新政”下沅陵地方的社會新風, 也集中體現了文體“綜合”的困境和張力。擴展來看, “綜合而不能”的困境與沈從文在40年代“動”與“思”的位置、狀態大有關聯, 如何在主體內部克服個我與歷史的矛盾, 也構成了一個不斷延宕又頗具癥候性的“問題結構。”

關鍵詞:
沈從文; 沅陵; 《蕓廬紀事》; 新文學重造; 文體綜合;

“Rewriting Western Hunan”and Shen Congwen's Literary Predicament in 1940s
Jiang Tao

抗戰爆發后, 沈從文隨北大、清華友人一路南下, 在最終遷往昆明的途中, 曾輾轉回到湘西沅陵, 在大哥沈云麓的新居“蕓廬”中, 住了三個月左右。期間, 他多次接待經沅陵向后方轉移的文教單位及友人, 還在大哥的安排下, 與陳渠珍等“同鄉文武大老”會商于“蕓廬”。沅陵小住的經驗, 對于戰時沈從文社會感知、文學方式的轉變, 產生了相當內在的影響。由于對湘西地方的變化、內部錯綜的矛盾以及在戰爭中的位置, 有了更為切近的了解, 他也產生了向外界介紹真實湘西, 以增進內外團結、溝通的愿望。1938年4月, 在動身離開沅陵之前, 在給張兆和的信中, 他透露了“重寫湘西”的計劃:“我預備寫一本大書, 到昆明必可著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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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沈從文到昆明之后著手嘗試的, 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系列, 包括散文集《湘西》, 以及小說《長河》、《蕓廬紀事》、《小砦》等構成的“十城記” (2) 。所謂“重寫”, 出自筆者的概括, 是指在延續“牧歌抒情”筆法的同時, 這一時期的沈從文有意轉換書寫框架, 不再刻意營造烏托邦式的鄉土社會, 將其作為挽歌性的生命源泉, 而試圖將湘西變動的“人事”放回歷史的“長河”中, 在抗戰前后特定的情境中, 檢討它的歷史困局與可能的出路。如果延伸視野, 他在40年代中后期寫下的小說《雪晴》系列、散文《一個傳奇的本事》, 乃至50年代初赴川南參加土改時想把《雪晴》等未完成的作品續完的動念 (3) , 都發生這一“重寫”的延長線上。

其中, 寫于1942年的《蕓廬紀事》相對于《長河》《湘西》等作品, 似乎較少被讀者和研究者關注, 但在沈從文“重寫湘西”的系列中, 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是為數不多的一篇, 直接書寫了戰時湘西地方 (沅陵) 的新氣象, 且以“蕓廬”主人大哥沈云麓為原型, 塑造了一個傳奇性的“大先生”形象, 在這位“大先生”的身上, 沈從文寄托了某種新湘西精神的想象??紤]到《湘西》《長河》的寫作在前, 《蕓廬紀事》在后, 某種意義上, 這部小說似乎代表了經歷了一個階段的“為抽象而瘋狂”之后, 沈從文自我整理、“重寫湘西”的第二波努力 (4) 。由于發表時的刪改、禁止, 以及個人創作的內在困境, 包括《蕓廬紀事》在內, “重寫湘西”的大部分作品都未完成, 但在沈從文的文學生涯中, 這又是包蘊了諸多可能性的一個階段, 與他在40年代不斷提出的“經典重造”“新文學重造”“國家重造”等命題也有著極為內在的呼應關系。如何“重寫”?其中包含怎樣的社會感知和政治視野?“重寫”在小說文體內部留下怎樣的張力?作為一個返鄉過客, 沈從文與地方社會取得怎樣的聯系, 又怎樣確立一個書寫者的主體位置?在40—50年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中, 怎樣理解這一“重寫”的困境和意義?



沅陵, 古稱辰州, 是沅水流域的一個大碼頭, 控湘西要沖, 入川入黔, 此為必經之道。少年時代, 隨軍漫游的沈從文, 曾多次駐留此地, 留下了許多魂牽夢繞的記憶??箲鸪跗? 沅陵的戰略位置也十分關鍵:它是當時湘西行署的所在地, 又是新修通的湘黔公路上重要的一站, 水路與公路交匯, 戰時大量人口、物資、行政文教機關向西南內地疏散, 都要途經此地。因此, 這座小小的山城與西南不少的城鎮一樣, 也被戰爭“發動”了起來、繁榮了起來。不少途徑湘西的游記作者, 都記錄過沅陵戰時的熱鬧市容:“戰后交通建設, 首推公路, 而山城氣象亦因公路而蓬勃, 進城須渡沅水, 惟車站一隅亦極熱鬧, 大小旅社滿坑滿谷, 皆候車西上之過客。” (5) 《蕓廬紀事》的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一開頭也以幾名過境沅陵的學生的視角, 描述了沅陵街市上的人群雜沓、貨物流通的場面:

各種各式的商店都有主顧陸續進出, 各種貨物都堆積如山, 從河下帆船運載新來的貨物, 還不斷的在起卸。事事都表示這個地方因受戰事刺激, 人口向內遷徙, 物資流動, 需要增加后, 貨物的吸收和分散, 都完全在一種不可形容匆忙中進行, 市面既因之而繁榮, 鄉村也將為這種繁榮, 在急劇中發生變化……從時間算來, 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 (6)

有意味的是, 這幾名“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此前都讀過“一本近于導游性質的小書, 對于這個地方充滿了一種奇異的感情”。因而, 踏上湘西的土地, “凡事無不用另外眼光相看”, 處處以“小書”為參照, 指指點點當地的人物、風俗。那本“近于導游性質的小書”, 正是沈從文自己的《湘行散記》。為了表現外來學生與地方的隔膜, 小說特意安排了一場沖突:因為語言不通, 幾個學生與一名小商販起了糾紛, 還差點攻擊了前來“排難解紛”的“大先生”, 使用的“武器”不是別的, 仍是那本《湘行散記》。所謂“磚頭打磚窯”, 這個細節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書寫, 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外來者與湘西地方的阻隔。而“重寫湘西”包含了湘西的“祛魅”, 是與自己過往書寫的對話。

與此相關的是, 在30年代《邊城》等作品中, 沈從文構造的湘西世界, 往往具有偏遠、封閉的特征, 但在《湘西》《長河》《蕓廬紀事》等“重寫”之作中, 以水路、公路、碼頭、口岸為線索, 以貨物、人口、資訊、觀念的流動為媒介, 將湘西置于一個更為開放、內外聯動的關系網絡中, 成為他“重寫湘西”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策略。另外, 相較于以往作品中的時間的相對虛化, 《蕓廬紀事》對時間的標記也格外明確:一處就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 即“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 這一方面強化了戰局不斷深化的緊迫感, 另一方面也暗示湘西的“未來”, 在于怎樣校正地方性的時間, 參與到這種戰爭的總體進程中;另一處時間標記, 出現在小說的開頭:“就在這個地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某一天, 下午兩點鐘左右。”起筆的這一句, 交代了地點、時間, 幾個“身穿大學生制服的青年”, 隨即出現在畫框中。實際上, 1937年12月, 也正是沈從文自己準備動身重返沅陵的時刻 (7) , 也是湘西地方在一系列動蕩之后迎來歷史轉機的時刻。在文本的內外, 小說作者與小說中人物的遷徙, 似乎在時間上構成了一種同步, 而更大的同步發生在個人與歷史之間。

有關抗戰前后湘西的社會政治變動, 相關的沈從文研究與湘西地方史志都會述及, 這里不妨再做一下簡要的勾勒:1934—1935年, 借追剿賀龍紅軍的名義, 湖南省主席何鍵派重兵進入湘西, 逼迫沈從文的老上司“湘西王”陳渠珍下野, 并改編了他的部隊。湘西作為一個獨立王國的局面, 就此終結, 但地方的亂局也由此被開啟。1936年, 由于不合理的“屯田”制度, 湘西各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革屯”武裝起義, 并打出了“抗日”“倒何 (何鍵) ”的旗號。最終, 由于控制不了局面, 何鍵于1937年被迫下臺, 張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1938年初, 沈從文回到湘西, 恰逢張治中主政湖南不久。為了安撫地方, 他實施了一系列“新政”, 包括任用湘西人管理湘西 (請陳渠珍復出, 擔任沅陵行署主任) , 與“革屯”武裝達成了“廢屯升科”與“收編抗日”的協議, 結束了一百多年來沉重壓在湘西苗民身上的屯田制度。苗族領袖龍云飛領導的“革屯”武裝在接受改編之后, 也走上了抗日的戰場。由此說來, 沈從文重返沅陵的時刻, 既是湘西歷史的一個新起點, 也是“返鄉之我”鄉土認知的新起點, 即如他后來所言:“我恰恰于這個時期到了湘西。離鄉本已太久, 許多問題當然不免隔膜, 惟大處卻看得清清楚楚。” (8) “重寫湘西”的嘗試, 也是意在從“大處”著眼, 檢討巨變之中家鄉的出路和家鄉人復雜的心緒。尤其是《長河》, 原本計劃從“新生活”到來的消息寫起, 至中央軍進入湘西, 數萬湘西健兒被送上抗日前線為止, 正是要完整表現30年代中期湘西社會的變局, 在小說中構造的“家邊人”與“外來者”的對立、相左, 也隱含了國家與地方的二元框架。后來, 無論強調沈從文的地方主義立場、分析“家邊人”政治的合理性, 還是關注其地方性關切與更為宏闊的家國、民族意識的聯動, 相關討論大多在此框架內展開。



然而, 上述話題還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 因為“地方”與“國家”的關系, 在沈從文這里, 并非抽象存在于觀念、想象、情懷的層面, 而是生成于特定的社會歷史進程中。所謂“地方”與“國家”、“家邊人”與“外來者”, 也都不是固化的概念, 內外張力實際存在于從基層鄉村、地方、湖南省, 再到中央這一動態的關系序列中。比如, 1935年何鍵的“省軍”進入湘西, 結束了湘西的自治狀態, 但從蔣介石中央政府的角度看, 何鍵并非嫡系, 經營的湖南一省, 也具有“獨立王國”的性質。沈從文在小說中也透露, 湘西人當時似乎反“何”不反“蔣”, 對于那個遠不可及的“老總”, 牢騷之余, 還是頗有幾分信任 (9) 。另外, “抗日革屯”的起義, 直接導致了何鍵“獨立王國”的瓦解。起義爆發的根源在于百年來不合理的屯田制度, 導火索卻是永綏的地方豪強與當時兼任屯務處長的陳渠珍之間的沖突 (10) 。簡言之, 起因于大小“家邊人”之爭, 只不過陳渠珍、龍云飛等地方實力派, 與國民黨CC系暗中密謀, 后來將矛頭引向了省主席何鍵。1937年底, 張治中代替何鍵主湘, 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對湖南、對湘西控制的最終完成, 這一過程恰恰利用了湖南省與湘西地方的矛盾, 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勢力的主動迎合, 是不能忽略的一面 (11) 。這一系列錯綜復雜、欲拒還迎的關系, 在“地方”與“國家”、“家邊人”與“外來者”的二元框架中, 是無法有效說明的。

談及湘西及湖南30年代中期政局的變動, 另一個可能的思路是, 將這一系列的沖突與共謀, 看作國民黨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復雜的權力斗爭。這樣的判斷自然成立, 但也會遮蔽權力斗爭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對于一個現代國家而言, 政權如何有效下沉基層社會, 完整資源的汲取和社會整合, 是一個所謂的“根本性議程”。當國家汲取需求, 超過了基層社會的承受能力, 如何避免社會“內卷化”的發生, 又成為這一根本性議程的另一面向。苗漢雜居的湘西, 屬于邊地中國, 但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一系列關系的“怨尤叢集” (12) , 都不外在于上述結構性的問題。正如沈從文《湘西·苗民問題》等篇章中檢討的:一方面, 外來當政者對于湘西茫然無知, 又苛索無度, 導致“地方幾乎整個糜爛”;另一方面, “家邊人”經營的地方自治, 難免陷入“負氣與自棄”的循環, 阻礙國家行政的實施, 以及湘西社會的發展 (13) 。

陳渠珍主掌湘西的時期, 十分重視地方實業和教育的發展, 強調“子弟之兵, 駐桑梓之地”, “如園林之藝, 深根固蒂”, 不同于“他軍如盆花, 可隨地移置”, 要與地方人民休戚與共 (14) 。這都吻合于沈從文對“家變人”的政治期待, 但可以指出的是, 這樣的“家邊人”政治, 也包含了內在封閉性, 造成外地流官不能下鄉、基層行政被架空 (15) , 以及地方建設無法順利展開的問題。比如, 為了避免外部勢力能長驅直入, 陳渠珍寧愿在鳳凰修飛機場, 也不愿在湘西修筑鐵路和公路 (16) 。

在這個意義上, 30年代中期, 國民黨中央政府通過追剿紅軍、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 “削藩”統一西南各省, 不僅符合一般政治現代化的邏輯, 即國家政權下沉地方, 完成社會治理與整合, 也吻合于民族危難之際, 希望結束內亂、重建國家權威的社會期望??箲鸨l之后, 西南地區成為戰爭的大后方, 汲取資源、社會動員的要求也驟然上升, 這無形中也加劇了問題的迫切性, 提供了革除積弊、社會重造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看, 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 也不單是軍事力量、行政權力的介入這么簡單, 在理想的狀況下, 還包括了一系列社會的組織、教育、改造, 以及內外、上下關系的協調, 即如沈從文所稱“戰爭中一個地方的進步的過程, 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沖突與人和人關系的重造” (17) 。

在張治中主政湖南的短暫時期, 據說因估計“敵人絕不進攻湘西”, 也曾考慮“省府西移”。他不僅親自視察了湘西各縣, 對“開放湘西建設湘西, 是抱有遠大的計劃的” (18) 。在他實施的新政中, 除了廢止屯田、任用湘西人管理湘西的懷柔政策之外, 一大“亮點”就是發動“民訓”, “召集四千高中以上曾受集訓的男女學生”, 派往各縣開展“民訓”工作, 而這四千人只是先鋒, 接著的還有后援大隊, “預計訓練五萬青年下鄉”, 參與鄉村社會的改造與培訓, 該計劃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爭議 (19) 。對于這一系列的戰時新政, 沈從文持相當的歡迎態度, 不止一次表露過對“新接手省政的張文伯主席”的好感 (20) ?!妒|廬紀事》及《動靜》兩篇都著力刻寫“過境”或下鄉的青年學生, 這與當時“民訓”政策的推進顯然大有關聯, 而《蕓廬》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從外來者的視角所試圖記錄的, 正是“新政”之下“生活改進與適應, 比過去二十年還迅速”的地方新氣象。比如, 寫到“應和戰爭需要, 市民普通訓練已逐一施行”時, 他不忘使用“諧趣”的筆法, 渲染社會全體的參與:不僅“和尚、尼姑、道士以及普通人家的婦女, 都已遵照省中功令, 起始試行集訓”, 連“土娼”們也被組織起來, “作救護集訓, 在北門外師管區大操坪檢閱后第一次游街”。這一場面莊嚴又諧謔, 讓來自南京、武漢的外省人大開眼界:“尤其是若把這個省分和接近戰區的安徽、湖北情形比較, 在人事運用上便見出這種湖南精神, 一定可以給戰爭不少便利。也會對于當前負責主持一省政事的, 保留一個良好印象。” (21) 對湖南精神的褒揚, 是在與周邊省份的比較中展開的, 沈從文特意提到的“主持一省政事”的, 說的當然就是張治中。



或許可以說, 對于1938年初沅陵小住的沈從文來說, 戰時湘西地方的人事變動、社會組織, 構成了他聞見、思考的一種背景。這一背景也不完全是外在, 也內在構成了“重寫湘西”所要處理的問題情境, 也只有把握了戰爭初期湘西的社會狀況, 才能進一步體會“重寫湘西”的針對性和面臨的思想、文體方面的挑戰。具體而言, 小說《長河》意在表現30年代中期湘西社會“常”與“變”的錯綜, 類似于一部戰時湘西的“前史”;散文集《湘西》則在過去與當前的參照中, 介紹地方風俗、狀況的同時, 也內在檢討地方社會“怨尤叢集”的原因;《蕓廬紀事》書寫的則是戰爭初期開放的、煥發活力的湘西, 著力于“人情的沖突”的調節、內外關系的重建。小說開頭設計的外來學生與當地人的沖突, 也不只是一種敘述上的“起興”, 為了在文本內部形成自我對話, 更是為了表達大量人口、機關過境湘西時, 對“情緒隔離狀態發生”的關切。如何在本地的自尊自信與外來者的理解同情之間“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合”, 這是沈從文念茲在茲的問題, 在他看來, “在當時, 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22) 。包括《湘西》、《長河》在內, “重寫湘西”理想的讀者, 也正是那些過境地方卻“凡事無不用另外眼光相看” (23) 的學生們。

在文學形式的層面, 上文提到《長河》《蕓廬紀事》等作品中時空的敞開, 人口、資訊、物資的流動與交換, 凸顯了將湘西地方納入戰時國家一體化進程中的愿望。為了表現湘西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積弊與可能之間的多層次的思考, 對應于情感與社會復雜多方之狀態, 對小說、游記、報告、政論、地方史志等多種資源的調動、綜合, 也是40年代沈從文在文體上的一大創制, “重寫”的過程必然涉及文學形式的重造。對于“國家重造”與“新文學重造”之間的關系, 沈從文有過明確的闡發:“記錄這個國家重造過程中各方面的貢獻, 足供十年后國人參考的, 應當是有歷史家感興的文學作者的事情。這工作既偉大, 也艱難, 因為它涉及的范圍太廣, 問題太大, 原因太復雜。” (24) 沈從文自己正是這樣一個“有歷史家感興的文學者”, 他如何開拓文學表現的能力, 以完成這一艱巨的使命?能否在“重寫”中完成有效的“綜合”?要討論這些問題, 《蕓廬紀事》又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個案。

在《蕓廬紀事》中, 如果說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通過描寫人員、物資的流動與社會組織、訓練的勃興, 來凸顯湘西戰時的新氣象, 那么開放的、與國家聯動的新“湘西精神”, 就集中體現在小說主人公“大先生”的身上。這位“瘦弱骯臟小流氓神氣”的閑漢子, 本來為了“排難解紛”, 才卷入學生與商販的糾紛, 結果反倒成了學生攻擊的對象。借一位本地商人之口, 沈從文也向讀者介紹了其貌不揚的“大先生”: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這是個了不起的人, 南北口外那里不到過, 看見太陽可多咧。家住城里靈官巷, 一所大房子里, 你們一下車, 在對河岸碼頭上抬頭就可見到那房子。兩個大院子中好多花木!……他有兩個兄弟, 一個在北方大學教書, 一個在前線帶兵打仗。 (25)

那所“大房子”就是“蕓廬”, 兩位有出息的兄弟, “北方大學教書”的那個是沈從文, 另一個是沈家老三沈荃, 他擔任湘西子弟兵“一二八師”的團長, 剛剛在浙江嘉善經歷過一場血戰。小說第二章“大先生, 你一天忙到頭, 究竟干嗎?”, 可以讀作一篇“大先生”的小傳:他滿街走動, 與沅陵城里的各色人等, 都有應酬交接, 熱衷“排難解紛”;又時不時遠游至北京、上海、青島, 對于不同類型的知識、資訊, 有很強的吸收能力。

在沈從文筆下, “大先生”或可歸入一個特定的人物系列, 如《長河》等作品中的船主、會長等。這些地方的精英、能人, 往往熱心當地的公共事務, 上通下達, 斡旋實務, 具有內外溝通、協調能力。不難看出, 在這樣的人物身上, 沈從文寄托了對湘西地方“優秀分子”的歷史期待。他此一時期的論述, 也大致包含這樣的思路:戰爭中的地方重造, 需要主政者了解地方的歷史和現實, 也有賴于湘西精英群體的參與———“領導者又樂于將責任與湘西優秀分子共同承擔, 且更希望外來知識分子幫忙”, 由此才能形成“一種開明的賢人政治, 正人君子政治, 專家政治” (26) 。“大先生”出身于湘西的“軍紳”階層, 既熟悉地方事務, 又具有全國性的視野, 顯然正是這樣“優秀分子”的代表, 在他身上, 沈從文也寄托了地方與國家之間聯動、開放的政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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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注意的是, 與《長河》中的老水手有幾分相像, “大先生”也類似于一個移動的“自媒體”, 每天游走于郵電局、電話局、汽車站及相熟的軍官之間, 他急切打探前線戰況及兩位兄弟的消息, 對于戰爭的進程、國家的重造, 更是投入了極大的熱忱。換言之, 在小說中“大先生”不僅是一個人物, 同時還是一個敘述的視角, 在游走與靜寂之間, 始終保持對外部歷史的開放。同時, 小說第三章的場景, 從沅陵的街市, 轉換到“蕓廬”之內, 標題為“我動,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表明敘述的重心也轉向了“我” (“大先生”) 的自我為感知、意識狀態。這章寫一早起來, “大先生”坐在爐邊烤火, 因惦念即將回鄉養傷的小兄弟, 想起湘西子弟在前線英勇犧牲, 不由心潮澎湃, 出乎讀者的意料, 竟洋洋灑灑展開了一篇長達七千余言的“爐邊隨想”。

這一大段內心獨白, 采用從頭說起的策略, 細致點數了過去30年一筆“拖賴支吾作成的賬目”, 包括辛亥革命的發動、軍閥政治的亂局、國民黨的挫折與奮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清黨”之后的紛亂和殺戮。在“大先生”眼里, 只有以“抽象原則”代替大量武力, 利用文字引喚起國民情感與信仰, 完成政黨的現代組織, 才能把“民族的精力和熱忱, 重新粘合起來”。這一大段“隨想”的意外插入, 打斷了小說的時間線, 一下子掙脫當下時空, 讓地方性思考向現代中國的宏闊視野完全敞開, 但或許也正因如此, 這篇“爐邊隨想”也過度擠占了敘事的空間, 帶來了某種文體“內爆”的感覺, 整篇小說似乎也就此解體了?!妒|廬紀事》最初發表的時候, 正是這一章“爐邊隨想”被禁止刊載, 沈從文因此意興闌珊, 放棄了寫作 (27) 。但在小說“內爆”之后, 又該如何進行下去, 大概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抗戰時期, 沈從文政治參與的熱情十分高漲, 撰寫過相當多的雜文、政論, 探討文化、社會及國家重建的理念, “大先生”之“爐邊隨想”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語言工具的誤用與濫用等, 都是此一時期頻繁提及的話題。由于結合了辛亥以來的歷史考察, 比起其他的相關文章, 這篇“隨想”更具完整性、系統性, 如果從小說中抽離出來, 完全可以作為一篇獨立的“政論”來閱讀。大概是“發議論”的沖動過于強烈, 《蕓廬紀事》的寫作不小心一下子溢出了“講故事”的軌范, 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但從文體創制的角度看, 小說的“內爆”也許并非意外, 恰恰是一次有意的嘗試, 一次試圖在政治、思想“場域”重構小說形式的努力。



1938年南下昆明之后, 在《談進步》《長庚》《小說的作者與讀者》《文運的重建》《新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文學運動的重造》《“文藝政策”的檢討》等文章中, 沈從文多次提及“經典的重造”“文學運動的重造”“新文學的重造”等命題, 希望以文學為工具, 激發崇高的理想, 以“抽象的原則”構筑社會人生的遠景, 從而“把生命的使用, 在這個新觀點上變成有計劃而能具連續性” (28) 。作為一種可能的“新經典”, 小說也被賦予了特別的使命:“小說既以人事為經緯, 舉凡機智的說教, 夢幻的抒情, 一切有關人類向上的抽象原則的說明, 都無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 (29) 在這一論述中, “新經典”的打造, 不僅朝向“抽象原則”的說明, 也落實在人事、說教、抒情等不同因素的綜合組織上, 這是沈從文提出的一條相當獨特的“重造”路徑。

實際上, 這一路徑沈從文早在嘗試。在寫作《湘行散記》《邊城》的時期, “揉游記散文和小說故事而為一, 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時地理背景中” (30) , 就已然是他的文體自覺。40年代的“重寫湘西”的幾部作品, 也都不同程度具有文體雜糅、綜合的特點:《湘西》作為一部“沅水流域識小錄”, 保持山水游記風格的同時, 就多了幾分社會考察報告的性質, 對湘西內部的社會狀況與積弊, 有相對客觀的分析?!堕L河》則試圖在“牧歌的諧趣”中, 夾雜人事的乖張與相左, 納入一種社會政治的視野。這些內容大多以報紙新聞、小道消息、拉雜閑聊的方式, 在“鄉土輿論空間”中呈現 (31) , 一種夾敘夾議的“談話風”由此也不可避免。較為著名的是《大幫船攏碼頭時》一節, 借一位過路教員與老水手的談話, 小說交代了“本地老總被逼交出兵權”“省里調兵大殺苗人”的前后過程。據糜華菱考察, 其中“被中央宣傳部刪去一大段”, 還談到省里保安隊以“通匪”的罪名, 敲詐“苗鄉一龍姓豪強”, 南京的“老蔣”卻不聞不問 (32) 。顯然, 通過這一段拉雜閑談, 沈從文試圖將湘西30年代中期的政局變動, 完整地帶入到小說中。

然而, 大量消息、談話的加入,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字內在的有機與流暢, 在長河一般舒緩流溢的敘事節奏中, 部分段落難免有瑣碎、支離之感。怎樣彌合風景與人事、牧歌與觀念、“講故事”與“發議論”的沖突, 是沈從文40年代“重寫湘西”內在的一個張力?!妒|廬紀事》第三章的文體“內爆”, 可以看作是上述張力無法化解的一種極端表現。如果說《長河》中歷史變動的線索, 尚被壓縮在片段的對話、消息中, 那么輪到“大先生”登場, 宏大的歷史講述已不得不從“故事”中脫韁而出了。

對于習慣牧歌抒情的沈從文而言, “大規模”處理社會人事的長篇敘事, 并不是他擅長的方式, 40年代的文體“綜合”實驗, 也并未參考現實主義的典型化路徑, 執著于通過文體雜糅的方式來擴張抒情小說的歷史包容性, 遇到困境幾乎是必然的。對此, 沈從文不是沒有覺悟, 在長文《水云》中, 也曾檢討《長河》《蕓廬紀事》寫作的挫敗:

我不懼怕事實, 卻需要逃避抽象, 因為事實只是一團糾紛, 而抽象卻為排列得極有秩序得無可奈何苦悶。于是用這種“從深處認識”的情感來寫戰事, 因之產生《長河》、產生《蕓廬紀事》, 兩個作品到后終于被扣留無從出版, 不是偶然事件。因為從當前普遍社會需求來說, 對戰事描寫, 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處掘發的。 (33)

在這段的檢討中, 沈從文并未將兩部作品的中輟, 簡單歸咎于出版審查。“不是偶然事件”, 意味著困境內在于個人的文學機制之中, 在事實與抽象、情感的縱深與戰爭的實際之間, 他一時找不到有效的“綜合”方式。

進一步說, 這種困境與沈從文40年代文學的兩面性也不無關聯。事實上, 當時的讀者可以讀到兩個不同的沈從文:一個“諷世議政”, 關注湘西地方的前途及戰時中國的社會重造, 另一個“看虹看云”, 向虛空里凝眸, 在“抽象的原則”中, 升華生命的激情。如何協調這兩種寫作沖動, 在內部整合“抽象”與“事實”, 不僅決定了個人文學前途的展開, 在沈從文的期待視野中, 這或許也是“新文學重造”是否可能的關鍵。在1943年3月所作的《讀奔流散記書后》中, 著眼于40年代文學的新動向, 他列舉了新聞記者陳賡雅、范長江、戚長城、蕭乾以及駱賓基、黃碧野、劉白羽、田濤、姚雪垠等青年作者的創作成績, 認為作家與記者這兩個群體, 各有自己的限制, 新文學重造的前景, 同樣來自一種綜合, 一種內在于戰時歷史的主體實踐:

至若綜合景物與人事, 好好加以處理, 忠忠實實恰如其分的來從一個作品中寫出一個時代歷史場面或一群人的生命發展以及哀樂得失樣的宏章巨制, 似乎就還待另外一種作家來努力, 方可望從作品中見出不可少的大和深……即必需“活”到這個歷史每一章回每一頁中, 才會有“寫”出這種人類迎接命運向上莊嚴歷史的可能!這種年青朋友在目前, 是從任何一個部隊中都可發現的。 (34)

誠如有論者分析的, 在40年代中后期, 為了表現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的復雜性、豐富性, 不同文體之間的雜糅與綜合, 實際上已成為沈從文、馮至、卞之琳、廢名、袁可嘉、汪曾祺等一批后期“京派”作者共同的追求 (35) 。但在這里, “綜合”已不只是一個文體自身的問題, “怎么寫”實際上就是“怎么活”, 即突破各自封閉的主體狀態, 在“景物”與“人事”、新聞記述與小說虛構、“抽象”與“事實”之間, 創造一個新的、能動的位置, 文體的“綜合”最終有賴于能否“‘活’到這個歷史每一章回每一頁中”。這是沈從文對“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者的希望, 也未嘗不是一種自我的期許、一個可以審視自身寫作位置的角度。借用《蕓廬紀事》第三章的標題“我動,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綜合”而不能的困境, 除了個人性格、文學慣習的制約外, 還與“動”與“思”的主體位置、狀態有關。

“動”、“靜” (“思”) , 是沈從文40年代不時用到的一對概念, 在“動”與“靜”的關系中, 寫出自然與人事的生機、以及“變”與“常”的錯綜, 也是他偏愛的一種筆法 (36) 。“思”當然也是一種“靜”, 一種游離外物、自我凝神的狀態:“我確實需要‘靜’, 用它來培養‘知’, 啟發‘慧’。” (37) 40年代后期, 面對即將到來的新時代, 他又提出“思”與“信”的分別 (“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 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 或不容易扭轉。” (38) ) , 來表達自己的困惑、疑懼。在沈從文的心目中, “思”仿佛是一個知識分子主體成立的必要前提。

在這個意義上, “我動,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指向了某種向外界敞開又自我回收的主體狀態:“大先生”在街上往來游走、打探消息, 又在“爐邊”撫今寂然凝慮、馳騁思想, 達到某種想象性的自我舒暢、飽滿。這恰恰是“動”與“思”的一種辨證, 其中多少也包含了沈從文的自我投射。1944年雙十節所作《七色魔 (魘) 》題記中, 他對自己當時的生活與思想, 有這樣的描述:

家住鄉下, 茅屋三間, 破書一堆, 日常生活一半消耗于擔水燒火磨刀挖土瑣碎事務里, 一半即消耗到書桌邊。生活雖儼如與世隔絕, 卻有個特別機會, 接近好些人, 可以聽到在朝在野對于國家明日表示的憂慮, 同時更容易明白目前正在進行蔓延中的腐爛與分解……在“人”之可能如何渺小, 與“事”之必然如何泛濫兩種情形對照下, 自然更增加我一種痛苦感覺。

到我絕對單獨時, 國家明日種種, 目前種種, 和近三十年種種, 便重新來到我的心上, 咬住我這顆衰弱的心。 (39)

鄉間的茅屋、遠離戰火的書桌, 似乎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一種典型的戰時工作與生存的場景, 對沈從文而言, 這個“游離”的位置絕非真的“與世隔絕”, 而是極其敏感地敞開向外界———“國家明日種種, 目前種種, 和近三十年種種, 便重新來到我的心上, 咬住我這顆衰弱的心”, 這與“大先生”在“爐邊”的隨想又何其相像。只有在一種“絕對單獨”的時刻, 在一種游離的“靜”與“思”的位置上, “我”才能消化、整合復雜多方的生命與歷史經驗, 這是沈從文相當內在的一種思考、感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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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 試圖在主體內部以反思的方式克服分裂, 達成個我與歷史、“動”與“思”的“綜合”, 類似努力難免受限于自由知識分子浪漫的主體性幻覺。在沈從文這里, 一個直接表現就是, 缺少了在地的實踐與參與, “思”與“動”的聯系, 往往是依靠“聽”“看”來建立的。沅陵小住的三個月, 雖然耳濡目染, 他對湘西“過去”、“當前”及歷史機遇, 有了更多的體認, 但這些“地方性知識”多從與故鄉父老子弟、地方軍政首腦的交談中獲得。換言之, 沈從文是作為一個返鄉過客、一個外界消息的傳播者、地方故事的傾聽者, 與戰時湘西發生關系的。“蕓廬”之中的對話場景, 與小說中老水手與來往客商聊天的場景, 或許并無根本的不同。昆明鄉居時期, 據1944年所作《白魘》中的描述, 他與外界的聯系, 也不外乎以下幾種方式:“一切書本”的閱讀、“各方面通信”、“和另外環境背景中的熟人”或陌生朋友談話、以及與“少數過往客人”接觸。無論領會過去與未來的連接, 還是對“幽微曲折人性若有會于心”, 依托這些往來的書信、談話, 沈從文的“思”與“動”總還是隔了一層 (40) 。

這樣的“不免隔膜”,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他的小說筆法:每當書寫湘西社會之“常”, 書寫這塊土地上過往的興衰變遷、小兒女的微妙心態, 沈從文往往駕輕就熟, 文筆酣暢, 可一旦轉向當下及未來的歷史之“變”, 他似乎又不得不借助閑談、議論、大段獨白, 歷史中“人事”無法有效整合于情感的縱深之中。相對而言, 他在40年代中后期寫作的《雪晴》系列, 將鮮明逼人的“風景”描寫、湘西社會內部暴力的分析, 個人意識覺醒的回溯, 銜接、組織于一個家族仇殺的故事中, 似乎較好地達成了“綜合”的意圖, 雖然這部作品同樣沒有完成 (41) 。從這個角度看, 《蕓廬紀事》的文體“內爆”, 就不單純是表面的文體沖突 (“議論”無法有機融入“敘事”) , 也源于經驗與觀念、情感與事實之間過于直接的銜接。在爐邊, “大先生”浮想聯翩, 為30年來國家社會的種種, 激動不已、昂揚不已, 不由陷入一種過度澎湃的獨白中。這個原本生動、諧趣的人物, 也就不免架空于觀念了。

平心而論, 40年代沈從文的文學實踐和社會思考, 的確把握到戰時地方變動、社會組織的一些基本脈絡, 通過“經典的重造”“社會的重造”“國家的重造”等命題的闡發, 也提出一整套文化建國、專家治國的自由主義理念, 但像張兆和所批評的:“你不適宜于寫評論文章, 想得細, 但不周密, 見到別人之短, 卻看不到一己之病, 說得多, 做得少, 所以你寫的短評雜論, 就以我這不通之人看來, 都覺不妥之處太多。” (42) 沈從文“知人論世”的特點或缺點, 身邊的人看得清楚。他的時代認知不乏敏感、深細與合理之處, 但也可能受制于自身社會位置上形成的感受結構, “見到別人之短, 卻看不到一己之病”。因而, 一旦形成判斷, 便反復申張、高調表態, 能在自我認知之中達成系統的自洽, 卻不具備一種突破固化感受結構、與歷史對話的能力。比如, 由于將“政治”籠統歸為“權力”、一種能與知識結合的“政術”、“一個壓迫異己膨脹自我的法定名詞” (43) , 沈從文就無從理解“政治”在20世紀中國的多層次內涵, 更沒有耐心去體知“革命”對中國社會基礎的全面改造, 不免隔膜于變動不居的現實, 不能真的把握“大處”的曲折與實際走向。

具體到“重寫湘西”的系列, 在過去、當下和未來的連接中, 他的寫作確實起到了團結與溝通的作用, 也指出了地方社會的積弊, 但強調內外合作、合理施政、發揮地方精英和專家的作用, 還是落回了現代政治的“合理化”思路, 沒有觸及真正需要變革的鄉村社會之根本。至于將同鄉“文武大佬”“優秀分子”看作是湘西變革的主體, 面對沅水兩岸艱辛茹苦的鄉民, 只發出“人民如此可用”一類的感慨, 則顯然與特定的階級立場相關了。在這個意義上, “大先生”之“爐邊隨想”之封閉性、獨白性, 同樣存在于沈從文40年代的時代認知、社會認知中。“綜合而不能”的困境, 除不同文體風格之間的沖突, 主體位置的游離與社會認識能力的局限, 或許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而后面的這兩方面, 又是互為表里的。



當然, 對文學者之“動”與“思”的限度, 沈從文并非沒有自覺, 他40年代的文學閱讀、思考, 其實一直伴隨了貼近土地與人民、進入歷史現場的愿望。正像《讀奔流散記書后》一文所表露的, 40年代的沈從文非常重視一些年輕作者 (李霖燦、邢楚均) 深入云南、綏遠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志考察的工作, 對于范長江、蕭乾、徐盈等新聞記者的工作方式也很有興趣, 認為一個兼具記者身份的作家, “因為為生活接觸面范圍比較寬廣, 且更緊貼土地人民, 一支筆又因習慣不必過于受詞藻格式困縛”, 只要肯從這方面用筆, 成就會比職業作家更大 (44) 。1949年前后, 為了擺脫個人政治上、精神上的危機, 迎向一個“信”的時代, 他也曾主動調整身心, 自言要“沉默歸隊”, 檢討自己過往的寫作方式, 諸如“由于主觀無知而來的對工作的深深自恃心, 相糾相混, 于是形成一種對世事旁觀輕忽態度”“事實全人民的抗日斗爭起來時, 我的筆, 由于和社會隔絕, 停頓了” (45) 。表面看, “隔絕”存在于他在云南“看云看虹”、追求生命之抽象的階段,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這支“筆”努力介入時代、“諷世議政”的過程中, “隔絕”其實同樣會發生。因為, “‘活’到歷史的每一章回每一頁”, 不單是一個文學者姿態的問題, 也不是依靠自我心智內部的綜合可以解決, 那個“動”與“思”的主體位置、感知結構與認識能力, 都需要在“常”與“變”的歷史中被重新打造。

簡言之, 四五十年代中國社會“波瀾狀況又關合奇巧”的巨變, 強烈沖擊了, 也重構了一代作家的感受和認知結構。在國家重造、新文學重造的背景下, 沈從文“重寫湘西”過程中文體“綜合”的努力, 不完全出于形式實驗的沖動, 更多體現了要深入“歷史每一章回每一頁中”的意志和熱忱。當然, 對于一個“對生產斗爭知識不多的知識分子” (46) 來說, 在缺乏實踐性參與以及自身感受結構改造的狀況下, 單純依靠“思”之擴張與凝聚, 在主體內部克服個我與歷史的矛盾, 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也是1949年前后許多知識分子共同面對的挑戰。50年代初, 沈從文赴四川內江參加“土改”, 也相當真誠地希望這次川南之行能帶來“我一生重要一回轉變” (47) , 改變自己游離的“個”的狀態, 真正加入到“群”中, 加入新中國的建設進程當中。雖然由于身體不適等原因, “參加土改”難免變成了“參觀土改” (48) , 沈從文對鄉村世界的變革畢竟有了近距離的感知, 他萌生了新的文學沖動, 也再一次遭遇“風景”與“人事”取舍、調和問題。在給家人書信中, 他談到“有情”與“事功”的區分與綜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提出的, 表達了在“土改”運動中重塑自我、摸索新文學方式的興奮與困惑 (49) 某種意義上, 所謂“有情”與“事功”之說, 也是其自身脈絡中原有“問題結構”不斷延宕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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