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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的“工作倫理”與文學轉向——以1937年—1942年何其芳的經歷和寫作為中心(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8-31 18:57:50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何其芳在抗戰爆發后的文學轉向不僅與時勢相關, 也與他此前在京派文人群體中所形成的“工作倫理”及其內在邏輯有著緊密關聯。正是這種工作倫理, 促使他在抗戰初期的成都和延安這兩個不同文化空間中, 以獨特的方式理解新的歷史經驗和要求, 既在抗戰情境中內在地作用于他的順利轉向及其轉向的具體形態, 使他的新詩寫作不斷開展出聯結群眾、熱情工作的新面貌, 又讓他與延安的文化邏輯發生復雜關聯從而反復陷入苦惱矛盾的困境。對此現象的考察, 將有助于從思想脈絡上揭示何其芳抗戰前后思想轉向和文學姿態調整的深層意味。

關鍵詞:
何其芳; “工作倫理”; 抗戰; 成都; 延安;

He Qifang's “Work Ethic”and His Literary Turning
Liu Lu

關于何其芳的文學轉向和思想轉向, 自40年代以來已有諸多作家、學者關注, 近年來尤其是在史料發掘以及何其芳思想內面的探討方面有許多重要進展。有鑒于此, 本文嘗試將何其芳自身在抗戰爆發前后的經驗、文學方式置于抗戰初期到延安整風前的歷史情境中進行細致考察, 發現其內在邏輯、抗戰時勢與轉向問題的相互作用, 則或可在復雜的歷史行進中呈現其思想脈絡以供進一步思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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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議論”與“論工作”

何其芳早期以寫作唯美的抒情詩和散文為人所知, 1936年散文集《畫夢錄》的出版、大公報文藝獎的獲得, 及其與卞之琳、李廣田三人的詩合集《漢園集》的面世, 使得他“京派新秀”的作家形象愈加鮮明。而與之不同的是, 自1935年夏天何其芳大學畢業起, 他的生活和寫作就已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執教天津南開中學、暑期回鄉的見聞都給何其芳不少觸動, 他后來執教鄉村師范的生活更使他感到魯迅所介紹的愛倫堡名言“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 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在鞭打著自己的靈魂 (1) , 開始寫作散文《還鄉雜記》和批判社會現象的諷刺詩?;蛟S他在任教萊陽師范后的第一個寒假與好友卞之琳的青島重聚, 最能體現當時他的思想已與“漢園三詩人”時期分途至何處。青島海濱的富人別墅在他眼中就像站立在街頭、等待著大腹賈的妓女, 而讓他難以忘懷的是“農民們因為誠實而失掉了土地。∕他們的家縮小為一束農具”;一度“自以為是波德萊爾散文詩中∕那個憂郁地偏起頸子∕望著天空的遠方人”, 他此時禁不住鄭重宣告:“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我情愿有一個茅草的屋頂, ∕不愛云, 不愛月, ∕也不愛星星。” (2)

而就在何其芳開始“關心人間的事”、積極嘗試“發議論”后不久, 全面抗戰爆發了??箲鸬姆榛鹕羁谈淖兞巳珖恼挝幕蝿莺蜁r代主題, 也深刻影響了各派作家們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和思想狀態, 何其芳也不例外。他曾在1940年回憶說:“抗戰來了。對于我它來得正是時候, 因為我不復是一個臉色蒼白的夢想者, 也不復是一個怯懦的人, 我已經像一個成人一樣有了責任感, 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3) 然而, 抗戰初期的社會現實卻似乎并不完全如他所想?;毓枢l四川萬縣執教后, 銳意革新的何其芳屢遭嘲諷, 他所編輯的《川東文藝》不久也就被勒令??D, 甚或有傳聞要捉拿辦刊者。何其芳隨即于1938年2月轉赴成都, 與因戰事發展而西遷蓉城的卞之琳、曹葆華等北平老友相聚, 并執教成屬聯立中學。在這所新舊學問兼容的學校里, 何其芳講授新文學、抗戰時文和經典著作, 受到學生歡迎 (4) 。然而走出成屬聯立中學、協進中學這樣的校園 (5) , 成都的文化空氣仍然滯重。左聯成員沙汀從滬回蓉后感到“一切照舊”, “一切都黯淡無光”, 所見不過是“新的和舊的痼疾” (6) ?;爻啥贾鞒挚谷招麄骱徒y戰工作的左聯成員周文, 也同樣深感蓉滬兩地救亡工作的落差和組織工作的困難, 成都文藝界的“沉悶”更讓他倍感棘手 (7) 。連初來成都的外鄉人卞之琳也說:“我們在‘蜀’而實在難以‘樂不思蜀’。四川出了那么多新文學大家, 但是這里不僅抗戰空氣沒有吹進來, 連‘五四’啟蒙式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好像也沒有在這里推得起微瀾。” (8) 成都的“沉悶”自然有當地歷史人文因素的作用, 也與時政相關。而此后救亡工作的發展, 也與進步力量的集聚和恢復有密切聯系。比如, 曾被重創的四川中共組織于國共正式宣布第二次合作后開始重建, 時任川康特委書記的羅世文、軍委委員車耀先、文藝支部書記周文等人都在積極推動成都的抗戰宣傳和統戰工作。以周文為例, 他在籌辦文藝報刊、寫作評論文章, 發展陳翔鶴、鄧均吾等文藝界人士為中共黨員的同時, 還組織促成“成都文藝界聯誼會”和“成都文藝工作團”, 并將上下層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成立了“成都文藝界抗敵協會” (后改為文協的成都分會) 。何其芳來蓉之時恰是成都各界抗日統一戰線開始形成之時, 他在學校內外的日常交往中確實受到中共力量的引導和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1938年春, 何其芳與卞之琳、方敬等四川大學的教授們湊錢自辦一份半月刊來宣傳抗戰, 定名為《工作》。這份淺黃土紙印刷的刊物只有16開8頁, 沒有封面, 仿照《語絲》、《駱駝草》的簡易樣式, 大多刊載京滬來蓉的知名作家學者所寫的短篇報告文學、諷刺小品論文和雜文。卞之琳任刊物的執行編輯, 何其芳任“發行人”———不僅承擔約稿、校對、發行、推銷等工作, 還自己撰寫多篇雜文刊于各期。這些雜文針對成都現狀, 站在人道主義和鼓舞抗戰的立場上“發議論”, “抨擊到濃厚的讀經空氣, 歧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殘余, 暗暗地進行著的麻醉年輕人的腦子的工作, 知識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觀” (9) , 言辭之激烈迥異于何其芳此前抒情詩人的形象和文學姿態, 其戰斗意義也得到正想“來一個新啟蒙運動”的周文的肯定 (10) 。

《工作》半月刊沒有發刊詞, 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論工作》大概可算作工作半月刊社成員們的共同主張, 更是何其芳自己對抗戰救亡工作的認識和對自身位置的再思考。文中, 何其芳不滿于當地那些敷衍抗戰工作甚至只有公文來去的現象, 批評只說漂亮話而坐等勝利的文化心態, 提倡切實為支持抗戰而工作。他說:

我認為這將來這前途是要通過一個巨大的或者還是長長的苦難的, 并不是像說說好聽的話那樣容易。同時這苦難, 我們知識分子應該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負起來。就是說應該極力的做著直接或間接對于抗戰有利的工作, 無論在前方, 在后方。只是這樣也不滿, 那樣也不滿, 而不做這種工作是不行的;只是說著“最后的勝利必屬于我們”, 而坐在旁邊, 不伸出他的白凈的手來做這種工作的也同樣要不得。 (11)

他進而提問, “到底我們做過了一些什么, 正在做什么, 和打算做什么”;平常從事文學工作的人“現在放不放棄文學工作”, “假若不放棄的話, 我們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態度” (12) 。這樣的追問代表了當時許多作家共同的心聲??箲鸨l后, 作家們面臨著姿態、位置如何重新定位的問題, “不會扳槍的干什么好”、如何為抗戰工作成為文學界普遍關心的話題。在熱情高漲的抗戰初期, 一部分作家提倡“投筆從戎”“前線主義”, 還有許多文人自辦戰時刊物來宣傳抗戰, 另有胡風等七月派文人堅持自辦純文學刊物《七月》和反映時代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而1938年創刊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會刊《抗戰文藝》, 則號召作家們深入前線使“文章下鄉”“文章入伍”, 用通俗文藝及其他各種文藝形式多做抗戰鼓動工作。另外, 隨著1936年以來報告文學持續升溫和全國文藝界抗戰工作逐步組織化, 出現了有組織的作家團赴前線進行隨軍采訪, 如西北戰地訪問團、作家戰地訪問團等。與七月派、“文協”等上述各家有所不同, 何其芳認為抗戰工作的種類和方法是多樣的, 在后方一樣能為抗戰工作;如果作家不能去做更有效的抗戰工作就“應該更勤苦更熱情地負起抗戰中的文學工作的責任”, 寫出以抗戰和群眾為中心的作品。具體而言, 他并不贊同到農村和茶館做征兵宣傳的工作方式, 不僅因為他懷疑“演講式”宣傳的效果, 更是由于他“感到自己不能去向那些鄉場上的農人說, ‘你們去當兵吧, 去死吧, 好讓我們在后方當專聘教員’” (13) 。而他自己的選擇即是辦刊物、寫雜文, 并指導學生社團、幫助文學青年 (14) 。

經由何其芳和朋友們的努力, 《工作》半月刊以其嚴謹的編選和優質的稿件成為成都第一個嚴整的文藝刊物, 帶動了此后成都文藝刊物的繁榮。與此同時, 何其芳為抗戰勤苦工作的觀念和感受也使他與周圍的教授們、朋友們漸生分歧。一次在大學教員宿舍里的閑談中, 何其芳忽然不滿意于穿著綢衣只是什么也要去看看的朋友, 但沒有當場表達。他后來回憶道:

只是從此我就不喜歡那種穿著光亮的而且發出響聲的絲織品的衣服的人, 不喜歡那些心安理得地講克羅采或者教希臘文的教授們, 而且不滿意我的有些在文學上講究風格和趣味, 而上館子吃東西也老是選擇又選擇, 覺得這樣也不好吃那樣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們不應該太受責備, 然而我那時是那樣過激, 就像一個人發見了自己的弱點往往責備得過于苛刻那樣地, 我寫著:“與其做那樣的人我還不如去當洗衣匠, 因為洗衣匠能夠把臟的衣服洗得雪白, 而這些人卻會把純潔的東西弄污穢。 (15)

而據何其芳說, 當時即有朋友對他的工作也頗不以為然, 勸他不要寫雜文, 還是“正經的創作”好, 還嘲笑他將成為一個青年運動家、社會運動家 (16) 。這似乎暗示, 朋友們對何其芳的新選擇、新形象也很可能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雙方分歧的集中爆發, 是在隨后發生的“周作人事件”。

1938年4月底, 《文摘》翻譯轉載了日本《每日新聞》的一篇關于“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報道, 周作人赫然在列。一時間輿論大嘩, 武漢文協也據此通電全國對其進行嚴肅批評。同年5月8日, 成都的報紙刊出了周作人附逆的消息, 《工作》刊物同人態度不一, “有的不相信, 有的主張看一看, 免得絕人之路, 有的惋惜” (17) 。何其芳則聞訊立即在5月11日深夜寫成《論周作人事件》一文予以激烈批判, 并將其刊發在5月16日的《工作》第5期上。文章認為周作人此舉是他的思想和環境使然, “他順著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墳墓”, 而究其原因是他“長久的脫離了時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 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繼續過舒服的日子”, 因此成了為“時代遺棄了那懶惰的胡涂的不愿向著前面走” (18) 的人。此文一出, 京派文友們的反響和態度不難從卞之琳的編者按語中看出一二:“事情既然真的做錯了, 扼腕而外, 大加撻伐, 于情于理, 當然都沒有什么說不過去, 即使話說得過火一點, 在敵愾同仇的今日, 也自可以原諒。何其芳先生這一篇, 寫得雖然還不十分冷靜, 但已經與眾不甚同。……不過研究的時候不能不慎重, 不能不客觀, 并且我個人覺得在目前遽下斷語似還嫌過早。” (19) 而朱光潛則在《工作》第6期頭條發表《再論周作人事件》一文, 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認為, 周作人是一個爐火純青的趣味主義者而非故意留平準備做漢奸的人, 僅以日方新聞判定其附逆證據不足, 容易陷害無辜、釀成冤案。他還在文中一并出示了北平友人最近寄給他的兩封書信, 信中說周作人直至此時并未下水。文章最后總結說:“總之, 一切都還待事實證明, 現在對于周氏施攻擊或作辯護, 都未免嫌過早。有人借這次大阪《每日新聞》的傳言, 攻擊到周氏的私生活……但這另是一問題, 似不應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論。……在這個時候, 我們不應該把自家的人推出去, 深中敵人的毒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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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的意見代表了不少京派作家對周作人的了解、愛護和期望, 他文中提到的“北平友人”就是同樣滯留北平的常風??箲鸨l后, 朱光潛、葉公超、沈從文、李健吾等人都曾多次向常風致信, 關心昔日文友周作人的近況 (21) 。周氏附逆的傳言一起, 常風、李健吾也在呼吁國人對周的評斷且待時日。而據考證, 周作人當時確實還在“苦苦支撐” (22) 。正為抗戰熱情工作、針砭時弊的何其芳發言雖顯輕率, 不過也很可能如日本學者大沼正博所說有著與自己過去的觀念訣別的意味 (23) , 而朱光潛等人大概很難理解何其芳從生活瑣事談及時代、思想的激進邏輯。從這種邏輯出發, 何其芳也很難容忍朱光潛的沉穩分析, 他6月4日夜即寫成《關于周作人的一封信》以公開信的形式對其進行反駁, 堅持自己對周氏毫不原諒的攻擊態度。這更讓文友們非常不滿, 何其芳自己則深感寂寞。他在給文學青年李石峰的信中這樣寫道:“后方也需要作事的人是事實。但要作一點真正有利于抗戰的事也實在難, 需要更大的忍耐, 更大的韌性。而最成問題的是大多數人都未覺醒。這使之覺醒的工作, 即你所說的新啟蒙運動, 一二人是擔負不起來的。應該有更多的人聯合起來才好, 然而不知怎么成都就是這么荒涼。” (24) 他還寫作了一首沉郁激昂的詩歌《成都, 讓我把你搖醒》刊于《工作》第7期, 詩中說“我像盲人的眼睛終于睜開, ∕從黑暗的深處看見光明”, 然而“成都又荒涼又小, ∕又像度過了無數荒唐的夜的人∕在睡著覺”, 因此詩人呼告, “讓我打開你的窗子, 你的門, ∕成都, 讓我把你搖醒, ∕在這陽光燦爛的早晨———” (25) 詩歌的視野由成都、北方而及全國后又回到成都, 抒情主人公以某種覺醒的、充滿使命感的姿態渴望“搖醒成都”———這與何其芳兩年前的詩歌非常不同。

激憤苦悶之中, 何其芳留意到一封安慰他的讀者來信, 產生了離開成都、奔赴前線的想法。他曾自述:

是的, 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 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 這樣可以減少一點我自己的慚愧, 同時也可以使后方過著舒服的生活的先生們思索一下, 看他們會不會笑那些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兵士們也是頭腦暈?;蛘呋饸膺^重。 (26)

時近暑假, 何其芳聽說沙汀要去延安, 就協同卞之琳到沙汀家里強烈要求帶他們一起去延安和華北抗日根據地。這時的何其芳在沙汀眼中不再顯得“書生氣質相當重”, 而是“跟以往不同, 開展多了。爽直熱情, 沒有絲毫客套、拘泥的痕跡” (27) 。

二從瓦雷里到羅曼·羅蘭

成都一別后, 何其芳似乎更與昔日的京派文友分道揚鑣、漸行漸遠。而進一步考察就不難發現, 他所顯露出的嶄新的文學姿態和為抗戰而工作的熱情, 除了抗戰風潮的重要影響之外, 他自身在30年代的京派作家群中養成的“工作”態度及其邏輯, 仍舊內在形塑著“新面貌”的生成及其具體形態。

何其芳早年深受中國古典詩詞、浪漫主義詩歌和象征主義文學浸潤, 發表的抒情作品《畫夢錄》《預言》等都經他反復推敲、精心挑選。他認為自己“應該像一個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的, 用心的, 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 (28) , 這讓人不禁聯想到他當時崇仰的后期象征主義文學代表作家瓦雷里。而與其譯介者梁宗岱、卞之琳等師友的交往, 也使何其芳漸漸從他們那里分享了某種相似的文學觀念、資源和趣味。瓦雷里那種“緩慢的修煉”出純詩而不為“時代的事件和風尚困擾”的寫作方式和詩人形象吸引著青年何其芳, 他詩歌中那個“年輕的命運女神”也越來越多地走進何其芳的文學, 成了穿行在詩歌《預言》、劇本《夏夜》、小說《浮世繪》里而永不停留的“年輕的神”。不僅如此, 何其芳早年這種文學態度, 其實也與卞之琳、馮至、沈從文等京派文友非常類似, 或者說京派文人群體對他的熏陶滋養也同樣不容忽視 (29) 。30年代北平的京派文人重視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 經常以讀詩會和文學沙龍的形式進行探討和交流。部分京派文人強調獨立、耐苦的文學寫作, 專注于理想文學作品的創作和文學事業的落成, 其文學價值的實現同時連帶著自我意義的實現, 使寫作成為作者和歷史發生關系的方式。這種獨特的關聯著文學、自我和歷史的倫理方式, 不妨稱之為一種關于文學寫作的“工作倫理”。此處的“工作倫理”, 不是泛指關于工作的一般性的倫理觀念, 而是專指30年代某一類京派文人的那種對于文學寫作的專注篤定、自發獨立的“專業精神”和倫理結構。在這種工作倫理中, 文學藝術及其作為隱在旨歸的“人生” (或者“群體”) 和自我才智、價值實現三者整一的聯動關系, 使得勤苦的工作伴生了莊嚴的使命感、榮譽感。他們相信憑借自身對文學事業的純正信仰, 以及學院與報刊等一系列物質條件和制度體系為其創造的相對獨立自主的環境, 恪守這種“工作倫理”即是保持文學創造力、寫出文學佳作的必要條件。他們也正出于這種包含了知識分子專業精神和現代文人態度的“工作倫理”, 從而反對完全被政治和商業力量支配的文學寫作, 反對作品質量欠佳的“海派文學”和“左翼文學”。

不過, 自1935年開始直到抗戰時期, 何其芳崇敬的作家已換成羅曼·羅蘭。1935年執教南開中學時, 何其芳幾乎暫停了詩歌、散文的寫作, 而更愛讀羅曼·羅蘭、高爾基和魯迅。1936年3月他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浮世繪》, 主人公就是一個像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一樣探索人生、追求個性解放的人??箲鸨l后, 他所寫《論工作》一文里, 寫文章抗議不義戰爭、與前方后方的人們通信的羅曼·羅蘭, 代表熱烈地關心戰爭和人群、竭一己之力貢獻于時代的文學姿態;歐戰中任職于政府機關、寫出了五百余行的長詩《年輕的命運女神》的瓦雷里, 代表不問世事地繼續創作不朽藝術的文學姿態 (30) 。他認為, 瓦雷里五百行的長詩絕不能與戰爭中千萬人的生命相提并論, 脫離時代的作品不會偉大, 羅曼·羅蘭的文學姿態才是戰時作家的正確選擇。同時值得關注的是, 正是到了風雨如晦的三四十年代, 這位早在《新青年》時代就被譯介到中國文壇的作家羅曼·羅蘭的活動、言論及作品, 對中國作家的影響與日俱增。羅曼·羅蘭去世后, 《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抗戰文藝》《文哨》等報刊都相繼出版了紀念專號和特輯。胡風、路翎等七月派文人, 更以羅曼·羅蘭為精神旗幟, 標舉其在黑暗和痛苦中熱情作戰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獨立精神。人道、自由、真理、獨立自主, 這些羅曼·羅蘭勇于行動的精神內核, 也最容易為知識分子所認同。左翼人士從他那里看到了艱苦戰斗的精神, 何其芳從他那里看到了走出書齋、關心戰時人群的行動方式。

也就是說, 何其芳對羅曼·羅蘭的認同正發生于自我反思、調整文學姿態的時刻。如前所述, 在日漸峻急的社會現實面前, 魯迅介紹的愛倫堡的名言在1936年引發了強烈反響, 對工作以及對社會歷史責任的強調在抗戰時期倍受各方關注, 這些無疑都深刻影響了何其芳的文學意識, 并使之發生了明確的轉向。而從瓦雷里到羅曼·羅蘭的轉向, 正意味著作者自我和文學價值的實現都被移入與社會、歷史進程更直接的關系之中。一方面, 何其芳仍然持守著以報刊為條件達成的某種自由文人的獨立自主的工作狀態及其自我意義的實現, 他對這一方式的信任與此前并無不同。另一方面, 受抗戰時局和他所受已變化的文化資源的影響, 何其芳工作倫理的內部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 即自我價值和文學價值與社會、歷史 (或者說“群體”) 的關系的加強使二者建立起了比以往更迫切的關聯??傮w看來, 在全面抗戰的呼聲中, 30年代某類京派文人的“工作倫理”使得何其芳在抗戰時期的文學調整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獨特形態, 并推動了何其芳對歷史變動的認識, 幫助他“消化”抗戰救亡的歷史要求進而順利地進入抗戰熱潮。

三“熱心的事務工作者, 也同時是個詩人”

如果說何其芳的成都經驗使其“轉向”初步顯現, 那么進入延安文化空間后他的文學和思想的進展和困境則更豐富與復雜, 甚至他自己也常感到意外。比如, 離開成都的何其芳和卞之琳都選擇了請人暫時代課而沒有辭去教職, 這使得這次出行更像是一種訪問和體驗。然而就是行進在川陜公路上時還希望保留“批評的自由”的何其芳, 到達延安后卻意外地感到自由寬大的進步空氣, 隨即寫下《我歌唱延安》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他在延安生活了十個月后, 他仍說“我現在以我的工作來歌唱它”, 并“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里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地規律地旋轉著, 旋轉著。我已經消失在它們里面”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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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 是當時延安高漲的工作熱情和精神氛圍首先打動了何其芳, 令他產生強烈認同和向往。正如抗戰爆發后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社會特區”的方針, 延安此時團結抗戰的政治導向、富有親和力的文化氛圍以及靈活的政策使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政治文化空間。其中“勞動”和“工作”被特別推重, 這一時期的《新中華報》就密集地報道了工廠和農村的生產競賽, 競賽和突擊成了延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32) 。各個組織團體也普遍開展民主性質的思想生活會和日常性的評比活動, 以集體的方式鼓動工作積極性。例如, 幾乎與何其芳同期來訪問的陳學昭就發現, “在這里, 一個人的工作是用政治教育來代替了薪金的鞭子, 每個人, 無論擔任哪一種工作, 都可以自豪是為著革命而工作, 為著抗戰而工作”;并且延安的“工作作風”是“自動而活潑的” (33) , 來自民間的那種樸素耐勞、樂觀諧趣的氣質被激發了出來, 成為延安工作的獨特之處。

另外, 何其芳的良好感受也與當時延安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調整有關。何其芳到延安正值西安事變后皖南事變前這國共關系一松一緊之間, 處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形成的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高潮中。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張聞天即下達了一系列的政令, 改變了此前黨內排斥、肅清知識分子的政策, 轉而重視知識分子對于革命事業的重要作用, 實行“來則歡迎, 去則歡送, 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 也使來延安的文藝者在被列入供給制下的“公家人”的同時, 也享有相對自由寬松的生活和創作環境, 使其籌辦文藝刊物和社團也能得到邊區政府的政策鼓勵和經濟支持 (34) 。這讓相當數量的知識青年倍感振奮并熱情投入到學習工作中, 青春的朝氣與共產主義理想的浪漫逐漸融合激蕩。

然而隨著延安生活的持續, 尤其是1939年11月何其芳被安排擔任魯藝文學系主任, 他的“工作”及其相關事務變得越來越耐人尋味。關于出任行政工作, 他曾回憶說:“我到魯藝擔任文學系主任, 是組織上分配的;當時文學系的別的教員, 都愿意多有一些時間和精力從事創作, 不想擔任行政工作。我出于一種參加革命隊伍的新兵的熱情和積極性, 不怕兼做行政事務工作, 不怕山上山下跑, 而且認為這并不妨礙我寫詩, 才沒有推辭系主任這個擔子而已。” (35) 自此直至1942年, 何其芳的工作除了繼續此前的授課、關心學生思想生活、支持學生文學活動之外, 還負責全系的領導、管理和主要的事務性工作, 也包括指導其他單位的文藝團體、出席文藝活動和相關會議等。而值得關注的是, 恰在1940年到1942年春天這個何其芳工作繁忙的時期, 他的詩歌產量反而上升了 (選入詩集《夜歌》的僅是很少的一部分) , 并且不再像早期那樣苦思冥想而是在清晨和深夜寫得“很容易, 很快”, 感到“常常有未成文字的詩歌來沖擊我、縈繞我”, “幾十行以至一百行的詩一揮筆就寫出來了” (36) 。忙碌的工作并沒有使他的詩歌寫作停滯, 反而給他的詩歌帶來了新的內容、形態、風格和困擾。在何其芳這一時期大部分的詩中, “工作”是他想要熱烈擁抱的對象, 也是他內心糾結困頓的主要因素, 甚至與主人公“我”之間形成了某種互證互駁的復雜關系。他的詩以“大我”的名義充分肯定勞動和工作的意義, 向整日勞作的工人、士兵獻歌, 并要求自己向他們學習;“工作”被解釋成為了集體的幸福遠景所必須的付出, 從而擁有驅散詩歌主人公“我”的憂郁和感傷的能量。但同時, 除了快樂, 現實的工作也帶來了讓“我”難以擺脫的困難、煩惱、單調和疲乏;勸導深為寂寞空虛所苦的L.I.同志和G.L.同志的“我”, 也同他們一樣深夜不寐, 昔日的戀人、莫泊桑、雪萊、過去的生活和想法都“向我紛亂地飄來” (37) 。時而高亢、時而低徊, 既有狂熱的宣講又懷戀著“種種純潔的事情”, 舒展的詩句起伏輾轉甚至長達上百行, 這與何其芳此前的抒情短詩非常不同。而詩歌主題走向的來回爭奪和情緒聲音的夸張起伏, 都標志著抒情主體心理不穩定, 暗示著何其芳內心深處難以擺脫的精神困境:“應該的”“想成為”的工作狀態與自己實際的工作感受、自動涌現的那些隱秘的個人情愫在互駁, 更投入地工作的愿望真摯又迫切, 而自我說服卻又顯得猶疑和勉強。這不僅是何其芳、L.I.同志、G.L.同志的寫照, 同時也在當時延安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群體中引起了一定共鳴。何其芳曾說“當時有些和我經歷類似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讀者, 是喜歡讀我的那些詩的” (38) , “它們在知識青年中得到了一些同感者, 愛好者。最近還有一個熱心的多次朗誦過我的詩的人從遠地給我來了一封信, 說我的作品引著一些青年走上了‘生活的正路’” (39) 。事實上, 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到延安后, 伴隨最初的激動逐漸消退而出現了一些比較明顯的“問題”, 張聞天曾為此在1938年專門做了《論青年的修養》和《論待人接物》的講話。知識分子的寂寞和苦悶也作為“問題”之一, 為延安的小說家和中共中央所注意。

不過, 何其芳的苦惱不單源于外來知識青年的普遍苦悶, 還在于他高漲的工作熱情背后, 延安的革命工作和何其芳此前的工作之間存在著形態、性質和倫理結構的差異。作為邊區政府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的延安基本處于和平狀態, 所部署、開展的各項工作必然帶有一定的日常性、重復性和事務性, 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本身就會帶來單調枯燥之感, 這從工作形態到工作性質上都明顯異于何其芳此前創造性的文學寫作和在萬縣、成都兩地自主辦刊。而習慣了自由自主的文人生活的何其芳進入延安的組織生活, 就不得不面對組織化的工作要求。如前所述, 從他服從組織安排擔任系主任起, 他就已經作為革命組織的“齒輪”和“螺絲釘”, 被要求必須服從組織的原則和革命的需要。個人創造力和主動性的發揮也必須在具體的革命工作的范圍內和前提下, 以組織利益和革命事業為根本歸依———正如劉少奇在講話《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鼓勵每個黨員努力做“列寧式的政治家”, 不要做“政治上的庸人”那樣, 任何脫離組織和革命事業而追求個人意義的傾向都會遭到拒斥和壓抑。與此同時, 與何其芳的“工作倫理”結構不同, 延安要求的工作, 其意義實現不單純在于個人工作本身, 而在于組織化的集體所創造的成果、進步及其對革命事業的貢獻, 其價值的所有者是革命集體, 終極意義的承載者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成功。個人往往是作為一個組成單位從革命集體的利益和革命勝利的遠景中分得個人工作和自我實現的意義, 而何其芳的“工作倫理”結構里那種個人工作成果和自我實現之間強有力的雙向關聯則不被保證。換句話說, 延安的工作其實是在自我、個人工作和歷史這直接關聯的三者中加入了組織化的革命集體這一元, 使意義保證和價值承擔的主動權由獨立自主的個人讓渡給革命集體。在嚴酷的戰時空間里, 中共把延安的每個“公家人”都視為革命隊伍中的戰士。這種戰時軍事化的邏輯以及包括延安強勢的宣傳評比、民主檢討會的組織生活的氛圍, 似乎也使何其芳感受到某種不同于身邊的左翼骨干以及“自然而然”奔赴延安的“一二九”青年的潛在壓力和身份焦慮 (40) 。也即前述晝與夜相分裂的文學寫作, 正是何其芳的“工作倫理”與延安的文化邏輯發生復雜關聯以致其陷入精神困境的表征, 同時他自身的位置感和壓力感也在暗中強化其內在的沖突和困境。

由此反觀《夜歌》等作品, 這種以工作為中心的精神困境的確給他的詩歌帶來了新的活的氣息和另一重“思想寫實”的意義, 并在延安當時為數不少的從革命要求出發來批評知識分子弱點的文學中顯得相當獨特 (41) 。然而不久, 何其芳的詩歌寫作就陷入越來越深的困頓而步履維艱。一方面, 作為“文藝工作”的文學寫作雖然有其特殊性, 但卻并不能自外于延安的文化邏輯而只能被視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而且這一時期中共的革命工作又因抗戰救亡的指向, 有了重大緊迫的時代意義。另一方面, 何其芳自己本為服務抗戰而來, 其堅定的“工作倫理”和工作熱情甚至一直帶有某種忠貞和犧牲的抒情傾向, 這也是除延安革命話語強勢作用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內因。由此, L.I.同志、G.L.同志和自己的精神困擾就只能為“犧牲自我”所解釋以至于自我感動———“缺少一些東西又算得什么呢, ∕為了革命∕我們不是常常說著犧牲?” (42) 也就是說, 在他的“工作倫理”與歷史要求以及延安的文化氛圍的多重作用之下, 工作具有了某種承載自我價值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日益裹挾、擠壓著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學, 進而迫使何其芳只得帶著越來越劇烈的內在沖突繼續工作下去。當延安的政治文化形勢日漸緊張, 他的文學被視為妨害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良習氣的代表而被嚴厲批判時, 何其芳邏輯里的文學就被擠出了革命工作的范圍, 而被視為個人的興趣愛好進行壓抑直至終止。何其芳自己也從經常談說著“為人類而工作”“為孩子而工作”, 走向了“為革命而工作”“為黨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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