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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作者與女讀者——新文學閱讀書寫中的性別啟蒙與消費主義(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8-31 21:18:14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受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 在新文學的消費、傳播、接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讀者又因其性別特質, 成為新文學啟蒙敘事的言說對象, 以男性作者為主要生產力量的新文學由此構建了一系列建立于女性讀者之上的想象, 并出現一種習見的敘述結構:“男作者與女讀者”。本文著意分析新文學男作者的小說文本中所呈現的女讀者形象, 討論她們如何被書寫形塑, 如何消費文學亦被文學所消費, 透過內在的性別視野, 揭橥新文學啟蒙機制與消費機制間的復雜關聯。

關鍵詞:
女讀者; 男作者; 性別啟蒙; 消費主義;

基金: 教育部2017年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17YJC751022) 的階段性成果;

Male Writers and Female Readers: Reading Problems in New Literature Reading
Liu Xiaoyu

1934年, 上?!冬F代》雜志舉辦一次題為“文藝作品對于我的生活的影響”的征文活動, 在統計結果中, 占據多數的是20歲左右的大中學生, 其次是教員、銀行職員、律師、編輯、醫生等中產階層人士 (1) 。這個結果與是時其他報刊調查或觀察言論無甚出入, 再次指明新文學的接受主體為“青年學生以及職業界的青年知識份子” (2) 。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現代》的調查表專門設置了要求填寫性別的一欄。統計結果顯示, 男性138人, 女性15人, 未詳者46人。即使假設未詳者中有一半為女性, 男女的比例仍然懸殊。但這個比例與是時整體的學生群體中男女性別之比, 倒是大致無差:從1929年至1930年, 全國中學生人數共計248668人, 女生為33073人, 占13.30% (3) ;1929年, 高等教育司統計全國大學男女生總數17285人, 其中大學女生1485人, 所占比例為8.5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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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所召喚的主要讀者對象, 正是整體的“新文化運動”欲依托的社會階層: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群體 (即或如教員、職員、文員等, 在進入職業序列之前, 亦需經“求學”這一過渡階段的打磨) 。在周策縱的討論中, 他們被稱為“新知識分子”階層 (5) 。而在新式學校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 雖然屬于社會階層中的小眾, 亦昭示了一個浮出歷史地表的文學共同體?,F代女子教育, 不僅培養出一批才情橫溢的女作家, 也培養出相當數量的女讀者。“近來女子進學校求學, 大都喜歡研究文學” (6) , 大抵已經成為當時共識。另一方面, 新文學的讀者面亦拓展至校園之外。20世紀30年代茅盾《子夜》暢銷, 引得“向來不看新文學作品的資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 電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 都為之吸引爭相閱讀, 便是一例 (7) ??梢娫谛挛膶W的消費、傳播、接受中, 女讀者的作用不可小覷。

以性別視角討論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 已有諸多具啟發性的研究成果。然多將目光聚焦于作為創作主體的女作家, 而作為閱讀接受群體的女性讀者, 則少人矚目?;蛴嘘P注, 亦將之限于女作家生成的“前史”來考察 (8) 。有更多“無名”的女讀者, 她們對新文學的閱讀未必催生其投身文學的行動, 但停留在“讀者”層面并不影響她們參與并形塑了新文學的再生產。

討論新文學的女性讀者, 需在文學社會學的框架中去判別其身份位置, 還原多元的接受反應, 有待另文詳述。本文則著意分析由此種整體的閱讀狀況所引發的文學內部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 因其性別特質, 女讀者常常被在文學場域占據主導位置的男作家寫入小說, 甚至出現一種習見的敘述結構:“男作者與女讀者”。文本中的女讀者, 與歷史現場的參與力量有關, 但卻不能等同, 因其是男性視角建構出的形象序列。在男作者筆下, 她們如何被書寫、被想象, 如何在文本中閱讀?這些是本文試圖追尋的問題。通過勾勒她們出入于文本間的身影, 作為創作主體與對話對象的男作者亦將自己的面影與行跡投射其間, 分析“男作者與女讀者”這一性別關系中的微妙張力, 或許能為我們觀照新文學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互生提供多維面的理解。

一性別視角下的啟蒙對象

當女性讀者進入新文學, 她們的形象往往被建構于新文化的啟蒙敘事中, 被書寫的同時也成為被啟蒙、被召喚的對象。對新的知識、文化、文學的閱讀, 不僅形塑著女性讀者對自我的認知, 而且成為新式知識女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

沈從文的小說《一個婦人的日記》摹擬湘西一位略有文識的主婦之口, 記錄其細碎的日常生活。家中四弟遠游在外, 其來信不僅給偏遠的老家帶來南京、北京等地的新鮮見聞, 還常常附寄《婦女雜志》等報刊給大嫂, 建議她莫忘看書練字, “萬一將來還尋得出升學機會, 則大嫂再到學校去念書也不算很遲”。新式報刊帶來的新知識, 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位湘西女子, 因“看婦女雜志上說是用樟腦可以殺蟲”, 大嫂便如法炮制。四弟以文為生, 大嫂也常將四弟的文章、新詩念與母親聽, 并在日記中記錄下自己朦朧混沌的讀后感:“四弟做詩不用韻, 句子不整齊, 但又不像詞, 讀來是也還像好的, 但好處我就說不出。” (9) 雖然舊式家庭中女性的覺醒姿態尚不明朗, 但印刷出版物裹挾新的文明所帶來的精神沖擊, 已自不待言。

茅盾寫于1929年的《虹》則塑造了一位更具典型意義的女讀者。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 梅行素正在成都一所女校讀書。在戀人韋玉———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影響下, 她接觸到《新青年》等新文化出版物, 從此開始關注“書報流通處的窗櫥里陳列了一些惹眼的雜志, 都是‘新’字排行的弟兄。封面的要目上有什么‘吃人的禮教’等類的名詞”。她還發現學校中的女同學徐綺君也偷偷看新雜志 (由其大哥從北京寄來) , “一種不可名狀然而清晰地意識到的力量, 將她們倆粘合了”, “新思想的追求和新同志的驟得, 都使梅女士暫時忘記了切身問題的煩惱” (10) 。由于分享同一種新的知識, 她們在友誼和個體命運的選擇上, 都有了更為密切的黏連。通過書局、郵政和分享, 文化傳播的空間無遠弗屆而又具體到個人, 一個小小的閱讀共同體由此建立起來。“呼朋喚友”的成長模式, 在新文學的一些男性主人公身上, 其實并不鮮見。新青年受啟蒙的方式和結果是趨同一致的, 從白紙黑字上接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帶來的沖擊。梅行素的經歷呈現了新文化思潮產生影響的經典模式:閱讀“臨時割斷了讀者個人與周圍世界的聯系, 但又使讀者與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關系” (11) , 閱讀得來的新觀念又往往生長著掙脫舊有秩序的內在動力, 從而使叛逆者對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從想像落實為實踐。

在另一短篇《創造》中, 茅盾更為微觀地將這種啟蒙關系設置在一個新式的都市小家庭內部。丈夫君實視妻子嫻嫻為一塊璞玉, 計劃將她塑造為具現代意識的新女性, 指點她看書學習。此方案實行兩年后, 嫻嫻變得舉止優雅、知識寬闊, 然而卻令君實擔憂:自我覺醒之后, 嫻嫻不滿只在小家庭中做一個太太, 而且與君實的分歧越來越深, 認為他已跟不上時代。在新知識的習得與養成中, 兩人的權力關系卻被反轉, 最終君實只能眼睜睜看著嫻嫻“失控”, 離開家庭走向革命。在性別關系最為對象化的二人世界中, 婚姻“創造”了嫻嫻, 卻不能束縛住她。啟蒙的不可把握的結果, 在作家反諷的敘事中隱隱為男性啟蒙者籠罩上一層暗影。

雖然女性身份各異、參與程度不同, 但三則小說都彰顯了閱讀的啟蒙強力。從旁觀式的瀏覽到因之改變人生軌跡, 新式印刷物在女讀者身上所起到的作用, 正是五四“人的覺醒”主題的集中呈現。從賢妻良母式的傳統女性到新式女學生, 再到掙脫小家庭束縛出走的妻子, 女性自我認同的意識與行動力被一步步凸顯, 而這背后所隱現的卻是男性角色在啟蒙中的絕對權力。盡管在君實這里, 啟蒙本身的力量壓倒了性別關系, 而這亦是新文化性別教化的題中之義。

除了將女讀者的動態形諸筆墨外, 在不少小說中, 新文學的男作者———小說家的形象也不時現身, 敘事的視點常常聚焦于作家與女讀者之間的種種故事, 將“男作者與女讀者”具象化為一種微妙、充滿張力的二元關系。譬如王以仁筆下的少敏, 其女性友人夢蕙“在書堆中抽出了幾份《晨鐘》周報, 翻出少敏的文章來看。她想高聲吟哦著少敏的詩, 又恐被兄嫂聽見, 要訕笑她。她只口內輕輕的誦著。她又抽出一本月刊來看少敏的小說”。因夢蕙“知道這篇小說, 是少敏比著自己的身世的……少敏的風格, 在她的腦中, 刻著一層不可磨滅的印象;少敏的議論, 又引起她無限的同情;尤其是少敏的小說和詩, 使她感著深深的沉下去的悲哀”。兩相比較, 自己包辦婚姻的丈夫不過成了“土偶式的庸材” (12) 。葉靈鳳的一篇小說也展現了文學如何轉化閱讀為“崇拜”機制, 使女讀者對男作者產生傾慕。女主角莎瑂是青年作家曇華的忠實讀者, “一口氣將曇華君的這篇創作讀了五十幾頁, 最后才像舍不得匆匆就讀完似的停了下來”。莎瑂不禁感嘆:“曇華君的一枝筆真鋒厲。女性的心理寫得怎這樣的透徹。我真疑惑他不是男性。” (13) 邵洵美化名劉舞心所寫的小說則描述了學得一點新知識皮毛的女主人公如何為小說所迷, 從而去信作者表白心跡的故事 (14) 。盡管劉舞心本來就是個虛構身份, 小說的情節卻有現實事件來映照:1933年《申報》為男作家林微音的小說《西冷的黃昏》廣而告之時, 即稱“有一位遠地的女讀者, 因為她的遭遇和苦痛, 和某篇小說中的女角太相像了, 于是寫信給那位小說家, 便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因緣” (15) 。

蔣光慈的《野祭》也屬于這種模式, 特殊之處在于小說為因閱讀生發的戀愛問題內置了革命的視景 (16) 。如果說女讀者傾心于男作者的自戀式故事, 仍不脫傳統才子佳人的敘事模式, 那么在新文學視域下, 無論承繼了郁達夫感傷傳統的自敘傳、還是撲捉現代都市靈魂的海派敘事、抑或左翼的“革命加戀愛”小說, 都殊途同歸地擇定了作為一種敘述結構的“男作者與女讀者”, 卻不能視作巧合。與其辨說其“異”的價值指歸, 不如注目其“同”享的共情模式。通過對閱讀行為的書寫, 包裹在戀愛敘事外殼下的性別啟蒙的內核被刻意戲劇化, 與之同構的, 是男作者通過文本內外的現身而將這一過程雙重合法化。

二消費主義的表征

誠然, 啟蒙是伴隨著新文化運動而生的新文學所負載的歷史任務, 然而在萌芽期的召喚完成之后, 當新文學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習見的閱讀內容, 成為一種知識青年所共享的生活方式, 內蘊其中的某種消費性特征, 便顯現出來。

1924年《學生雜志》的《青年還不驅除煩悶嗎》一文宣言:“在我們有知識的青年第一可拿來做慰藉品的, 就是小說了。失戀的人, 誰不愿去讀哀情小說?誰不愿去替書中人流些眼淚?” (17) 他們從小說中得到求學不易的共鳴, 習得戀愛的技巧與悲歡, 照著小說的橋段模仿如何社交, 甚至領悟如何設計自己的出路。小說不僅是被閱讀的一二文本, 新文學的讀者們也在閱讀中習得、打開新的生活。彭家煌小說《皮克的情書》中, 皮克向女友寫信求愛, 常常討論朋友的新詩習作, 當女友坐火車回鄉時, 皮克預備了四本書供她旅途消遣———除風靡一時的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英國學者“給結婚的男女看的書” (18) 《結婚的愛》之外, 魯迅的《吶喊》以及是時正暢銷的張資平小說赫然在列 (19) 。“新文學不僅作為一種文學方式, 同時也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乃至一種消費方式, 廣泛地滲透于青年的群體之中。” (20)

這種閱讀聚合固然提供了積極的文化向心力, 另一方面卻可能也存在著內部的自我消解。沈從文便曾不無諷刺地描繪當時愛裝腔作勢的學生群體:“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 有的還經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 就是只預備寫詩, 已印好了加有邊款‘XX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 (21) 魯迅的小說《孤獨者》亦可見對“沉淪”式的文學青年頹廢習氣的嘲諷。代表時髦、新潮風尚的新文學甚至可能為別有用心者利用, 成為包裝自己的手段。張聞天寫于1926年的一篇小說, 描繪一位以投機戀愛為目的進入新式女校任教的“周先生”, 他“知道學生歡喜看新出版的書, 他自己也就去買新出版的書來看, 看到他以為好的, 他就拿來教給他們, 而且時時請她們到他的教員室里來共同討論, 共同批評”, 不上半年, “學生對于他大大的歡迎了”, 可好景不長, 第二學期新來一個“少年文學家”, 周先生的風頭被搶走, 他在課堂上所教授的改為經史百家雜鈔、歷代詞選之類, “儼然是一位古老先生了” (22) 。

周先生的“受捧”與“失寵”, 關乎特定環境下他想取悅的觀眾 (讀者) ———以追逐新文化、新文學為時尚的女學生。在對某種時髦潮流的追趕中, 新文學成為了摩登符號, 點綴于男女青年的日常舉止與社交關系。能否談論新文學、談得如何, 顯然已經是社交關系中的一門“必修課”。遇上身份更為新銳的創作者“少年文學家”, 只局限于紹介和批評的周先生, 便處于了知識傳布的下游, 自然被女學生們“殘酷”地淘汰了。

可見新的知識系統不僅參與、塑造著現代青年的自我形象, 而且作為一種現代商品, 在他們的社交關系中, 成為重要的工具。除了前述《皮克的情書》以外, 1926年刊于《語絲》雜志的一篇小說直接以“到書店去”為題, 將兩位新式男女青年的戀愛約會, 置于“到北新去取預約書”的情境, 而且男主人公自嘲有“坐洋車看書的時髦脾氣”, “本來在家里是最懶不過的, 但是要一出門, 必在架上找一本極漂亮的書, 拿著, 其實那里看下去” (23) , 微諷的筆調中, 作者將知識青年中一種頗為做作的自我呈現、自我展示刻畫出來。在小說《看愛人去》中, 沈從文則描寫了一個百無聊賴的文學青年, 在朋友慫恿下陪同前去與女學生“約會”。見面的地點在“一個中學生私立的寄宿舍”, 進入女學生的閨房之內, “我”聽到別人贊美這房子布置得好, 也打量起來:

當床前頭一幅白紙的對聯, 用漿糊像裱畫店一樣貼到墻板上。另外一方墻, 則攔腰用小銅釘釘上一圈三分錢張的復制西洋美人郵信片。書架上, 一些雜志同講義, 又有些三角幾何厚本書。寫字條桌前, 窗下釘了一張從《小說月報》上扯下的畫片……桌上有四本《東方雜志》同一本《幻洲》。 (24)

雜志、書本、畫片, 莫不具有符號性的象征, 提示著女學生的新潮身份 (25) 。然而沈從文卻借敘事者之口嘲諷道:“唉, 年青的女人們!從一些書本上, 從一些電影上, 你們就成熟得格外早, 又學到許多媚人的章法, 成全了這世界無數便捷的或有呆福的男子。”正如喬納森·卡勒在福樓拜小說《包法利夫人》中所洞察的, “愛瑪試圖在她讀的那些浪漫小說與她周圍枯燥乏味的環境的對比中界定自己 (或者‘找到自己’) ” (26) 。女讀者的人生經驗并非由觀察現實習得, 反而是從閱讀尋得。虛構人物為女讀者的社交活動提供了迥異于前的角色模板, 而在沈從文看來, 新文學不過是女讀者習得戀愛法則的工具書, 這種自我呈現無不暴露出文學青年造作的生活方式, 在女讀者用出版物裝點自身的同時, 也將新文學的閱讀庸俗化了。

由外在符號打量愛讀新文學的女學生, 或許還多少帶有浮光掠影式的一瞥, 1924年黎錦明的小說《社交問題》, 則內在地描述了在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社會語境中, 新文學的位置、功能與遭遇。小說描寫剛領到薪水的知識青年萍心打算用剩余的六元作“最近的愛情交換品”, 為女友買些禮物。他跑到街上, 掠過各式的點心鋪、首飾店、衣服店, 最后選擇進入一家書店。新知識階層閱讀的一時風尚, 藉此有了微觀的展示:徘徊于英文原版小說 (Stories from Dickens、Sketch Book、《阿娜斯漫游奇境記》) 、科學書籍 (《科學大綱》) 和新文學作品 (冰心的《超人》) 之間, 萍心最終選擇了周作人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然而又“似乎覺得這書和她太無關系”, 只好又加購“小小洋貨店買的絲光襪子、手絹” (27) 。在現代性的物質空間中, 新文學以頗為喜劇化的方式與女性日常消費品一同出現, 暴露了文學書籍作為商業符碼的屬性。之后萍心回到公寓, 女友來訪, 兩人的交流卻并非如萍心期待的那般順暢:

“周作人著的么?從前是我們底教員, 很有學問。這書幾時出版的?怎么我老沒有看到。”她還是冷澀的說———自語似的。

“不久吧, 是, 很好, 有研究……”他一陣灰心。

“……《綠洲》……小說么?……不是……什么———許多日本———啊, 討論日本文學, ”如前。

“你想看么?這很不錯。研究文學的人非看不行, ……尤其是……女界, ”他念到這里, 有些兒澀口, 但再說不出什么話了。 (28)

兩人的對話顯露出新文學的接受主體間的隔閡之深, 萍心眼中“頗有文學天才”的女學生雖然坐享最頂尖的教育資源, 實際對文學的愛好只停留在浮淺的層面, 徒有姿態性的展覽。有意味的是, 1923年末周作人曾應邀為《女高師紀念刊》作文, 正好關涉女子讀書問題。文章提醒現代教育的缺陷:“追隨時式的與服從禮教的女子同樣的盲從”, 希望女高師學生多讀一些“具體的說明自然與人生的科學書”, 以科學的修養來輔助協調“中國現代女子似頗有愛好文藝的傾向” (29) 。一個“似”字, 點出表象下的虛浮。作為啟蒙導師的新文化 (男) 人對女讀者閱讀接受狀況的體認, 亦可作如是觀。

由是我們可以理解萍心在選購書籍時的猶豫、在與女友談論中感到的疏隔, 均有文本之外的一種統攝性的歷史判斷支持。而在與萍心周旋的同時, 女主人公又結識一位金融家, 初見時, 金融家便恭維她是可佩的“文學家”, 稱自己曾在雜志上看過“淑莼女士”的小說, 這謊言竟“又有些魔性”, 令女學生悅服———她從不曾投稿出過風頭, 卻又渴望進入文化秩序的上層, 因而樂于接受這象征資本的饋贈。再次見面時, 金融家將自己的居室裝扮得極具符號化:“壁上掛滿的油畫印刷品就是他底美性之象征;桌上列滿了的原本英文書就是他底學識的現形……‘婦女問題號’、‘性的研究號’那種雜志指明他是尊重女子的。” (30) 有趣的是, 萍心與金融家均以文學作為“社交”手段博取女性青睞, 而兩人視文學的價值卻有云泥之別:一者的自我經驗與文學閱讀已互相映照, 更以文學的標準反過來試圖規訓女讀者的閱讀品味;一者不過目之為隨手拈來的招搖把戲。輕重之間, 虛榮的女學生最終選擇了金融家訂婚。文學青年萍心的挫敗不僅是戀愛追逐中的個人失落, 亦隱喻文學在消費語境中被作為社交手段時, 其指向現實的歷史功能的式微, 慮及作者對女學生和金融家兩人教育出身 (女高師和P大) 的強調, 在后“五四”語境中, 這一醒覺可謂雙重的批判。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 此間所謂女性讀者, 問題正在于其是“男人生產的文學的消費者” (31) 。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 將絕對差異化的權力關系凸顯于此。閱讀這些女讀者的同時也是構想、形塑和接受女性形象的過程。在男作家筆下, 藉由男性經驗、男性眼光觀看到的作為“他者”的女讀者, 被動、盲目地追逐著新文學的流行時尚, 經驗的雷同卻也可能反證著想像的局限。這種癥候式表達不僅可做一份男性文獻觀之, 新文學場域內的自我復制與消費循環, 亦隱隱折射其中。

三權力反轉與身份自覺

綜見前文, 在或者如實或者浮夸的摹寫之下, 男作者無不在閱讀中占據優越姿態。而蹇先艾的小說《林先生的乘船》則諷刺性地展現了追捧新文學的女讀者如何狂熱地消費作品與作家, 指出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錯位關系。教化學課的林筠是一位十足的文學青年, 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和“做小說”上。他的短篇集《白雪》“都是少男少女的浪漫故事”, “小說的銷路不能說壞, 就最小的讀者范圍說, 已經很受歡迎了”, 由于將同事和學生寫入故事, 引發了大家的考據癖:

據說有一位他的女同事一人就買了兩本之多;還有另外一位新女性買來后, 就被她的同學分開去看, 把一部整書分散成零篇了。林先生對于他的小說的讀者究竟有多少, 當然無從得知, 但就局部的觀察, 竟有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形, 歡喜的成分自然有, 這也是人之恒情;他尤其覺得這般人的“像煞有介事”, 真太可笑了。 (32)

而當林筠不堪打擾從G中學轉往E城的女子學校教書, 又再一次落入困擾:“上課不到幾天, 便有人在化學班上和他談起文學來了;小姐們都以為新文學是一種輕巧的學問, 不費腦力的;所以很是歡喜討論這一類問題, 而且這不也很時髦的么?她們有些是愛讀時下流行的幾種刊物的, 林先生就常有詩文在上面發表, 因此……有人便特意來問他最近有些什么新作沒有, 可否給她們看看?如其有發表的, 在什么雜志, 也望他告知。” (33) 如果說G中學的遭遇與林筠取材身邊有關, 那么在E城, 女學生對他的關注則來自新文學本身。當林筠表示“要研究文學, 你們去問國文厲先生好了”之時, 遭到女學生的一致反對, 理由是“他就會做八股文……我們說的是做小說;先生不是有一本小說集出版么?先生非告訴我們怎么做不可。我們班上組織了一個文學會。將來還要請先生做指導員呢”。此處與前述張聞天的《周先生》形成有趣的對照, 林筠儼然就是那個搶走周先生風頭的少年文學家。然而面對女讀者的熱情, 面對她們在案頭擺放的《白雪》, 林“并不感激, 反倒覺得‘無理取鬧’與無聊”, 以至于受窘惱怒。不管“逃”到哪間學校, 文學家身份的林先生都無法逃離“看”與“被看”, 需要承受女讀者的追捧將自己反置于消費位置的尷尬境遇。

如果說G中學的女讀者對林先生的熱情源于索隱的通俗趣味, 那么在E城, 他的遭遇則在更具隱喻性的新/舊文學的二元框架中展開。而在新文學閱讀的內部序列, 男作者與女讀者之間, 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 則有可能存在著更為豐富的社會性意涵。沈從文寫于1927年的小說《老實人》采用新文學習見的嵌套式框架, 展開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新文學作者與其讀者在公園空間內產生交集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自寬君”, 大抵是沈從文的“自況”。他終日“無所事”, 在公園茶座被兩位“學生模樣的女人”所吸引, 發現這兩位女學生帶著兩本書, 就不免發出一點嘲諷:“來到北海圖書館看書, 在自寬君看來, 那是算頂合式的地方。但見人拿書到北海來或是坐到大路旁板凳上去看, 則總覺有點裝腔作勢的嫌疑??v自己是如何歡喜看這書, 從別人看這情形, 多少會疑到是故意!” (34)

前文已經提到, 這來自沈從文對是時北京城中一些閱讀時尚的觀察———摩登、進步的女學生, 對作為文化商品的新文學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和閱讀能力, 不過, 她們何嘗不是將新文學作為一種裝點自己的“飾品”。當自寬君發現兩位女學生攜帶并一直討論的書, 竟是自己的小說集《山楂》時, 他又激動痛快不能自抑:

把書印出來賣拿書鋪版稅, 無論如何一版總有兩千個讀者, 這兩千未相識的朋友于自己總算是同情者了吧。然而這類讀者雖從書的銷數上可以斷定是并不少, 可是主顧儼然同自寬君本人是無關。是些什么人來看這書, 他就常常想到也是一些空想。既無一個人從他手上來寄錢買這書, 也不曾在書攤子邊見到誰出錢買這書看, 因此書攤出版以后, 除了用著各樣柔軟言語請求書鋪老板早為結賬外, 讀者卻全不問了。如今卻見到這樣兩個青年女人拿著這書, 且這人又是那么樣清雅秀麗, 不能不使人在心中生一種感激, 以及由感激中生出一點無害于事的分外樂觀!

小說的“自相矛盾”、文學的“交流”機制恰恰顯露于此:“小說之集中于個人經驗和人際關系的傾向的發展, 是與一系列的自相矛盾聯系在一起的。讀者與文學所設想的虛構人物之感情的最為強烈的共鳴, 竟會由于利用了印刷這種最不為情感所影響、最客觀、最社會化的交流媒介而產生。” (35) 就在作者面前, 渾然不知的女讀者盛贊《山楂》“比許多翻譯還要好”, 有“一種樸素的憂郁, 同到一種文字組織的美麗”, 話題隨之蕩開, 兩人分享起更多閱讀經驗。通過描寫自寬君在一旁偷聽她們的談話, 沈從文自覺地復現了一個微觀而具體的新文學交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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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先生你是會過?”

“怎么不?我聽他講希臘的詩。……”

“還有一個姓馮的, 文字也非常美, 據說學周二先生。”

“在文字上面講求美, 是創造社人罵的。不過我看我是主重視這美。兩種都重要。也不是有了內容就不必修詞。”

“是嗎!那這本書 (引者注:指《山楂》) 真合了你兩個條件了。”

“……我又不是批評家。”

“但你看得多。說, 那幾個好?”

“我歡喜魯迅。歡喜周二先生。歡喜……在年青人中那作竹林故事的文字就很美。還有這本書, 我看也非常之好。”

“……真是批評家了。哈, ……” (36)

從女讀者的談話看來, 接受高等教育的二人對魯迅、周作人、廢名等名作家都相當熟稔, 亦了解文壇的趣味分野與力量制衡。她們已從被動、盲從、混沌的閱讀狀態中脫身出來, 開始在文學風尚中選擇、評判, 建立起自己的美學標準與閱讀體系。這樣的女讀者, 顯然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當她們將自寬君的《山楂》評價為“也非常之好”, 激勵到自寬君的就不僅僅是因為有女讀者閱讀, 而是欣慰于作為身份邊緣的寫作者, 自己的小說在接受過程中進入了新文學審美等級中的理想序列。自寬君初見時嘲諷她們造作的態度此時早已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對她們將文學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理解與激賞。

當自寬君看到, “這女人把這書中的不拘某一篇從頭閱覽到結果, 那所得的愉快將比這書能為書局印行還更值欣慶”, “他想聽聽這兩個讀者的天真坦白持中的批評。自寬君想把女人作一面鏡子, 看看這鏡子所反應出來的他小說內容合不合于女子心理分析成功失敗的影子”。于是一路尾隨, 幾番鼓起勇氣想要搭訕表明身份, 然而衣著寒酸的他卻被受到驚嚇的女讀者當作騷擾者, 叫來警察驅趕。這樣帶著身份區隔的“追女仔”鬧劇在沈從文的小說中, 并不鮮見, 在《怯漢》中, 游蕩在城市街頭的窮愁主人公在性苦悶的驅使下也曾跟蹤兩位年青女子, 最終她們的身影消失在女子師范大學門前, 潦倒卑瑣的邊緣青年與象征摩登進步的女學生之間就現出性別與階層的張力。不過在《老實人》這里, 當人物關系多上一重“作者”與“讀者”的聯系后, 使得都市文化網絡空間中新文學不同身份參與者的多重交互與實際上的階層區隔, 有了更為具象的呈現。

小說中的閱讀場景不僅是經驗的實錄與印記, 也是經驗的再現與形式化。自寬君的嘲諷亦不免帶有沾沾自喜的意味, 沈從文在小說中安排了敘事者“我”來聽自寬君講他的奇遇, 故事的間離感來自敘事者的反諷, 體現作者本身作為被消費者的自我認知。這種經驗的自覺非沈從文獨有, 某種程度上為新文學的男作者共享。王任叔的一則小說同樣以戲謔口吻“再現”前來請教的女讀者給詩人、小說家阿貴帶來的優越感 (37) 。

另一小說《煥乎先生》中, 沈從文描寫了一位潦倒的青年男作家, 終日“硬寫”賣文為生, 當他窺視到對屋亭子間新搬來的女人“房里一個椅子上有一分[份]依稀像現代評論的雜志”, 便大膽猜想自己刊于雜志的“押寨夫人一小說”會被女子讀到, “若果這雜志是這幾期現代評論, 則女人當不會不見到了”, 因為“一個女人看雜志, 決不會放過了小說來注意前面的政局評論” (38) , 并幻想憑此與她展開一場浪漫邂逅。1926年4月至5月間, 《現代評論》上確乎連載了沈從文題為《在別一個國度里———關于住八蠻山落草的大王娶討太太與宋家來往的一束信件》的小說 (39) , 《煥乎先生》的情節與現實若合符節, 再現了作者的切身經驗。沈從文不動聲色地揭示了新文學消費的悖論, 以及他對這種作者-讀者 (生產-消費) 的關系處境的自覺意識。

對女性好感的期待與對讀者閱讀反應的期待構成某種同構的經驗關系, 而建立于“依稀”“若果”等一系列不確定的模糊假設基礎之上的猜度, 其背后呼之欲出的隱喻或許是現代都市的那套文化體系與價值秩序對邊緣者的意味不明、結果未定的誘惑與迎拒。耽于幻想卻怯于行動, 作為經驗主體的煥乎先生停留在狹窄、逼仄的象征性空間———亭子間, 向外窺視的舉動收獲的是再一次生產的動力與素材, 權力的翻轉也被再一次確認:他將以性別消費的眼光將女讀者再次寫入創作, 而在生產之后, 作者“已死”, 讀與不讀, 接受與否, 均如那一本依稀可辨認的雜志, 交由文學市場與消費主體來決定?!稛ê跸壬穼懹?928年沈從文從北京南下上海之際, 初以《新夢》為名, 分次刊于《晨報副刊》 (40) 。連載過程對應沈從文地理位置的遷移, 在第一節中, 煥乎先生還是“北京城所謂許多年青窮人中把作小說來抵抗生活的年青人之一” (41) , 第二節他已坐在上海亭子間苦想“硬寫”。在重“商”的消費性語境中的立足之難, 即時地投射在小說的生產之中。沈從文對海派風氣的自覺反思, 已可見其雛形。

四走出文本:女讀者的醒覺

通過“男作者與女讀者”的敘述結構, 通過性符碼化了的視角與語詞, 以男性作者為主要生產力量的新文學構建了一系列建立于女性讀者之上的想象。構想中的女讀者, 被啟蒙、被規訓, 消費文學亦被文學所消費。

而當女讀者從啟蒙敘事的對象搖身一變, 從被動的接受者成為都市消費語境中驕矜、時尚而又令人難以把握的新女性, 在文本中男作者與女讀者之間的關系戲劇性地發生了對調, 被注視、被打量的女讀者卻反過來戲弄著作者, 或者存在于男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社會高位。男作者面對女讀者的焦慮感與無力感不僅僅來自于敘事結構的悖反, 這樣的癥候式表達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新文學自身遭遇困境的寓言式書寫。作為新文學場域占多數地位的生產者, 男作者無法把握的并非只是性別結構之間的權力反轉, 在對文學的符號式追逐中, 在消遣式的閱讀風尚中, 新文學的啟蒙到底是否已然落實, 或許要打一個問號。

引入女性作家的言說加以對照, 可為這一問題的思考提供不同的視角。由于性別立場之異, 女作家對男作家的女性書寫頗有質疑, 如陳學昭言:“能夠懂得女子的, 我相信還是女子自己, 就憑那些如何近于女性而以為明白了解女性的男作家們, 他們的描寫, 從未引起我多大感應。” (42) 一名叫桂華芬的女性讀者更是不留情面地說:“我國的男作家也很少描寫著真實的女性, 五四時代, 魯迅先生已描寫出農民的典型‘阿Q’, 今日的典型女性, 卻還沒有那一位作家像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雕刻出林黛玉以外的一個典型。” (43) 從女性讀者的反應批評可見閱讀經驗的雙重性或曰分離結構, 而多數男性視角的新文學書寫要么隱藏了這個結構, 要么有意地展覽與呈現兩性經驗的斷裂。

另一方面, 女作家筆下的女讀者則呈現出更為主動、積極的面向, 如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之一) 》描寫革命者若泉和朋友子彬、美琳夫婦在人生選擇上的離合。小說中出現的這對伴侶正對應著“男作者與女讀者”的關系。子彬是一個“為一部分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 他的愛人美琳就是他的忠實讀者, “對于他的作品有著極端的愛好”, “她愛子彬, 她喜歡子彬的每一篇作品, 每篇里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頂美麗的句子和雅雋的風格。她佩服他的才分”。然而當外在的普羅革命撼動著三人友情以及這個小家庭表象的完美時, 子彬卻仍封閉在以文學為業的桎梏中, 拒絕與現實發生聯系, 只因害怕許久未有新作, 會被無情的讀者淡忘, 從文學市場的循環鏈條中掉下隊去, 而在深夜鼓舞自己“硬寫”:

他賭氣似地要這末挨著, 要在這夜寫出一篇驚人的作品來。他屈指算, 若是《創作》月報還延期半月, 簡直有兩個月他沒有與讀者見面, 而《流星》月刊他仿佛記得也沒有什么稿子存在那里了。讀者們太善忘了, 批評者們也是萬分苛刻的。他很傷心這點, 為什么這些人不能給有天才的人以一種并不過分的優容呢?不過他只好刻苦下去, 怕別人誤會他的創作力的貧弱。他是能干的, 他寫了不少, 而且總比別人好, 至少他自己相信, 終有一天, 他的偉大的作品, 將震驚這一時的文壇。 (44)

讀者是子彬的壓力, 也是子彬的動力。這種張力的變換平衡, 牽制著作家的創作。在子彬的塑造上, 丁玲部分地投射了好友沈從文的影子。當新文學形成了自足的場域, 讀者的回應與反饋也反作用于新文學, 使其生產、消費與傳播形成封閉的循環。但在某種重復中, 讀者對新文學的傷害在發生———雷同的生產、抄襲的糾紛, 消解了文學意義的娛樂消費……在出版、商業等制度性前提的保證下, 新文學成為一門“生意”, 其生產、消費、回饋以及再生產的循環被商業邏輯提速, 然而其內在的創造力也被商業邏輯所消耗, 變得空洞化、泡沫化。事實上, 當文學的再生產只是在跟隨讀者口味, 而非引領讀者思想, 自足的狀態制造了一種虛假繁榮的表象, 意味著自我更新的動力缺失, 背后正蘊含著自我消耗、自我吞噬的危機。當作者、讀者無法跳出自我所屬階層的限制, 經驗的匱乏、雷同, 場域的封閉、循環, 必然導致閱讀和寫作都陷入一種尷尬的“硬寫”“硬讀”的重復消費中去。在茅盾的觀察中, “生活”的偏枯, “結果是文學的偏枯” (45) 。如何調適作者與讀者的關系, 打破封閉, 重新賦予新文學新的活力與生機, 也是這個場域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年輕的作者一代看來, 這種接力式的循環, 卻可以從文學外部打破, 他們試圖另尋出路, 將蘊含巨大社會潛能的青年讀者引領至文學之外的場域空間。事實上, 外在于文學的現實政治, 也正擠迫身處其中的個人做出“哪里走”的抉擇。當男作家子彬仍沉溺于文學內部的重復生產, 無望地將責任推卸給他的讀者, 女讀者美琳已完成了自我覺醒, 邁開腳步走出那個用文學之夢筑就的小家, 美琳再一次獲得了啟蒙, 但這覺醒的動力并非由文學內部的形式變革有能力賦予, 而是倚賴若泉指引的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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