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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國的語言——詩人張棗的“漢語性”概念闡釋(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9-06 15:23:10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在20世紀90年代, 詩歌界發生了一次有關中國當代新詩文化身份合法性的大討論, 涉及到當代新詩與中國古典詩傳統和西方現代主義詩歌關系的問題。通過對比其中最具典型性與說服力的詩人批評家臧棣的有關論述, 本論文對詩人張棗的“漢語性”概念進行了全面的闡釋, 揭示出這一詩學概念背后的文化身份焦慮與獨特的思想文化背景。而通過“漢語性”概念, 張棗重新闡釋“傳統”并將之轉化為一種可能性的資源, 豐富了“90年代詩歌”的自我探索。

關鍵詞:
“漢語性”; 傳統; 消極現代性; 可能性;

The Language of Cultural Empire: Definition of Poet Zhangzao's “Chinese Character”
Yu Yang



從胡適嘗試“白話詩”開始, “傳統/現代”———也即“古典詩傳統/新詩”———的問題一直糾纏在新詩探索與評價史中。幾乎每次詩潮的涌動, 新詩都要經受“古典詩傳統”的質詢、評判、衡量, 而在20世紀90年代復雜的社會語境下, 如何對待“古典詩傳統”再次成為詩人與批評家闡釋及爭論的核心。但與以往不同, 這次對該問題的探討, 還與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詩寫作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決定性影響的反思相關, 不僅涉及到新詩文化身份合法性的探詢, 也涉及到了可能性資源的尋找與探索, 成為“90年代詩歌”自我建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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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20世紀90年代這場影響深遠的討論的導火索, 是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什么是世界詩歌?》一文。在這篇內涵豐富的書評中, 宇文所安將對中西現當代詩歌文化間復雜的影響關系的探討轉化為尖銳的價值評判問題。其較具爭議性的觀點就是:作為單向的跨文化交流中接受影響的一方, 出于對“世界詩歌”的想象, 用英語以外語言寫作的詩人“意在和過去決裂”, 往往使其作品變成了歐美“現代主義的翻版” (1) 。宇文所安這一對現代以來北島為代表的新詩的直率評價, 在國外漢學家及國內眾多詩人及批評家那里產生了連鎖反應。與之相呼應, 引起了國內詩歌界重大反響的是著名詩人鄭敏。她將宇文所安尚有一定闡釋空間的觀點明確化, 認為由于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極端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對現代語言學的無知, 從而使以白話為媒介的現代漢詩喪失了古典語言與文學傳統最為寶貴的文化資源, 同時又鐘愛模仿西方文學, 因而失去其“中華性” (2) 。

國內外對新詩身份合法性的懷疑與批評, 自然遭到了正在寫作中的詩人及批評家的積極反駁與回應, 其中, 詩人批評家臧棣做出的回應尤富理論說服力與普遍性。他借用哈貝馬斯“現代性未完成”的結論, 指出“中國新詩的問題, 從根本上說, 并非是一個繼承還是反叛傳統的問題, 而是……在傳統之外出現了一個越來越開闊的新的審美空間”。因此, 在與“古典詩傳統”的問題上, 不可避免地, 新詩“會借用已經處于過去的一切。但這只是借用, 而不是沿襲”??梢钥吹? 一種虛擬卻絕對化的連續性被臧棣拆除, 他指出兩者之間是一種重新解釋的關系;臧棣繼而補充, 這種重新解釋并不存在著規律性的東西, 它可能會對新詩的發展產生戲劇性的影響或推動, 但卻不可能成為決定其發展的根本力量, 換句話說, “它不能發展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標準, 用以決定或是衡量新詩的發展” (3) 。臧棣這一總結性的工作為當代詩歌的有關討論提供了一個堅實可靠的起點, 辨明了對新詩的評價, 并不取決于“古典詩傳統”提供的標準, 在這個意義上, 批評家王光明認為:“過去的傳統, 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 我們生活與創造的標準, 而是出發和創新過程中不斷對話的資源。” (4) 而在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關系上, 一方面, 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詩寫作的現狀, 臧棣認為, “西方詩歌在寫作精神、詩歌感受力和洞察力方面對后朦朧詩人產生使之焦慮的影響”, 但“在后朦朧詩人那里, 西方詩歌的巨大影響正受到它親手哺育起來的、漸漸有了自己口味的詩歌感受力的疏離與質疑” (5) ;出于對創新的“可能性”的信仰, 臧棣將當代詩歌的寫作遠景寄托于“未完成”的現代性帶給新詩的可能性上, 而這一“可能性”自然也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糾結在一起 (6) 。

與國內眾多詩人及批評家或明或暗地接受臧棣的闡釋不同, 詩人張棗的“漢語性”概念卻易遭誤解。張棗認為在對新詩“現代性”的尋求中, 如果放棄了“漢語性”, 最終將可能導向新詩身份的危機, 也即中國當代詩歌的寫作將變成宇文所安意義上的“最多是一種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 它缺少“獨創性”和“尖端”。而對“漢語性”的尋求, 如果不是說對當代新詩這一可能命運的終極改變的話, 那么至少也是將之問題化, 從而為當代新詩的寫作困境提供突破的可能性 (7) 。

與宇文所安等從事學術工作又是中國當代詩歌寫作的旁觀者不同, 也與在文學資源較為偏重現代主義詩歌文化但對其了解有局限的國內眾多詩人不一樣, 張棗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的家學淵源, 早年受“文化尋根”與龐德的影響與啟示 (8) , 寫詩注重對“古典詩傳統”獨特的闡釋與轉化, 而外文系出身, 移居德國多年, 精通英俄德等多種外語, 使他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及文化極為諳熟, 因此, 探討張棗對宇文所安針對中國當代詩歌寫作所做出的價值判斷的呼應與其“漢語性”的豐富內涵, 就顯得特別有必要。



在一篇詩學文章中, 張棗對新詩的發展作出了一個概括性的總結。在他看來, 從1917年白話文全面確立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 來自西方的任何可辨認的現代主義詩學手法, 都被中國新詩人稍遲甚至平行地實踐過。但1949年后, 為什么許多詩人會突然一致地放棄了寫作的延伸呢?不同于一般從時代與社會等方面進行的解釋, 張棗認為, 是因為在中國諸多現代主義技巧雖被征用, 在詩人身上卻沒有最終轉化成一種“現代主義的寫者姿態”。真正典型的“現代主義”的寫者姿態, 就是將寫作視為是與語言發生本體追問關系的行為, 在其中虛構遠勝于現實。而中國新詩人, 雖接受了現代主義詩歌技法, 但在寫者姿態上仍然源于儒家詩教的“詩言志”, 即不愿將語言當作唯一終極現實。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社會現實出現了符合道德良心的主觀愿望的變化, “反而引發了寫者的身份危機, 進而外化成寫者與個人、‘小我’與‘大我’、語言與現實、唯美主義與愛國主義等一系列二元對立, 最后導致對現代性追求的中斷”。而“朦朧詩”以來新詩的變化以及爭議, 實際上延續了“白話文學運動以來一樁一直未了的心事———對‘現代性’的追求” (9) 。

顯然, 與臧棣的表述有些類似, 張棗也認為自“朦朧詩”以來, 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 展開了一個新的、大有可為的審美空間。在這種“現代主義寫者姿態”的驅動下, 當代中國詩人們掙脫了“真實性”的規約, 沉浸于“語言本體”, 普遍相信人類的記憶、經驗、思辨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語言行為, 現實也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符號關系。在終極意義上新詩的寫作可以被視為一個享有某種程度上的“治外法權”的獨立于現實生活的“場”, 具有不容質疑的“不及物性”。

無獨有偶, 臧棣也將詩歌的寫作視為是“不及物”的。長詩《月亮》里, 他把張棗的兩句近年來被廣泛闡述的詩句作為題記:“詩, 干著活兒, 如手藝, 其結果/是一件件靜物, 對稱于人之境。” (10) 臧棣激賞這兩句詩的原因是由于它們恰當而準確地傳達了臧棣自己關于詩歌寫作“不及物性”的深刻體認———詩歌可以對時代發言、可以對生存發言, 但它從根本上來說是史蒂文斯所謂的“最高虛構筆記”, 與所謂的“真實”的語境的關系是“對稱”的, 而不是“附屬”與“被附屬”或者“表現”與“被表現”、“見證”與“被見證”的關系 (11) 。

兩位詩人在新詩的寫作前景以及性質上雖然分享著上述的共同理念, 但由于身處不同的壓力結構及思想知識背景中, 他們對待“傳統”的不同態度, 導致對這一“可能性”空間的未來持有不同的判斷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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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新的可能性的審美空間, 臧棣的態度顯得相對自信、樂觀。與一直置身于國際主義詩歌環境下的張棗不同, 臧棣早年在詩歌寫作上遭受的最大緊張, 來自于國內以“古典詩傳統”和“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為標準, 指責新詩的語言不成熟、成就不高帶給寫作的損耗 (12) 。面對國內持續出現的以“古典詩傳統”的標準來批評甚至詆毀新詩的趨向, 他發揮了“為詩一辨”的傳統, 以羅蘭·巴特對現代詩歌的“無自身傳統”的判斷為依托 (13) , 堅信“新詩自身的文化創造力”, 強調詩人應該始終保持著一種“無焦慮的狀態”。新詩的寫作, 既不依賴于“古典詩傳統”提供的審美標準, 它所接受的西方詩歌的影響, 也可以通過“影響的焦慮”的創造力邏輯加以疏離, 只要堅持語言的不及物性與創造性, 投身于“可能性”的尋求, 就能發明出新的完全異于任何傳統的詩歌。而“可能性”就在于詩人擺脫糾纏于“古典/現代、東/西”之間的沖突、糾葛中的焦慮心態, 充分調動詩人的語言感受力, 執著于對詩歌之新的創造性認識 (14) 。所以, 對臧棣而言, 這個“現代性”, 除了堅持語言的不及物也即虛構性的態度外, 只是代表了一種指向未來的可能性與創造性的召喚, 而這一新的“可能性”空間對臧棣來說是無限開闊的。因而在討論新詩評判標準時, 臧棣盡管借用了哈貝馬斯的“現代性尚未完成”的論斷, 但對哈貝馬斯提供的帶有確鑿方向與規劃方案的“現代性”的內容幾乎沒有討論, 多少表現出了對創新性與“可能性”神話化的傾向。

與臧棣徹底拋棄“寫作身份焦慮”朝向創新的未來主義樂觀態度不同, 長期置留德國的張棗則處在不同的壓力處境中:一方面, 他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及文化有著遠非僅限于翻譯文本上的深入了解, 而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作為一場運動在歐洲已經結束, 出現了對之突破及克服的新趨向;另一方面, 處于國際尤其是歐洲詩歌氛圍的包圍中, 張棗不能擺脫“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 表現了對世界詩歌之林中漢語寫作的文化身份焦慮。因此, 對張棗來說, 雖然內在服膺于歐美的現代主義詩歌, 但無論是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認知視野, 還是漢語寫作的文化身份焦慮, 都導致張棗對這一“可能性”的前景產生了危機意識, 進而試圖借助“傳統”也即“漢語性”的重構加以克服。因此, 在臧棣那里, 無較多實質性的內容、只是朝向“未來”召喚創造力的“現代性”, 張棗卻通過中西詩歌方法論的比較, 認為有著質的規定性, 并將之表述為“圍繞‘消極主體性’這一寰球現代主義核心意識形態”的“現代性”, 一種在全世界內流行、影響的“現代性” (15) 。這一“現代性”的關鍵就在于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寫者姿態, 沉浸于詩歌的“不及物性”, 而一旦堅持這種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寫者姿態, “后朦朧詩”的寫作也就接受了西方詩歌的美學方法論。就這個意義而言, 當代詩歌的寫作, 自然如宇文所安宣稱的一樣, 不過“是一種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不僅如此, 在張棗看來, 中國當代詩歌的寫作一旦接受了這一美學方法論, “不但使其參入了詩歌寫作的寰球后現代性, 也使其加入了它一切的危機。說到底, 就是用封閉的能指方式來命名造成的生活與藝術的脫節的危機”。因為“在對詞與物之關系作為藝術創造的根本起點的思考上”, 中西詩歌傳統有著不可調和的詩學方法論:滲透著儒家精神的古典詩歌核心理想的寫作姿態是“及物性”的, 詞不是物, 詩歌必須改變自己和生活;而“現代性”的追求則被理解為封閉的能指虛構出一個語言的世界。所以, 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 在張棗看來, 既為新詩提供了大有可為的可能性空間, 但這一可能性顯然又受到了限制, 同時攜帶著這一詩歌美學方法論本身內在的危機, 所以, 張棗才把當代中國新詩的寫作描述為“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危險”, 就在于這種將“語言當作終極現實”的寫者姿態, 會攜帶著“文學現代性”的內在危機, 而對中國新詩來說, 最終也還將導向新詩的身份危機:

中國當代詩歌最多是一種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 它既無獨創性和尖端, 又沒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語言原本, 也就是說它缺乏豐盈的漢語性, 或曰:它缺乏詩。 (16)

所以, 對張棗來說, 問題并不在于追求“現代性”能不能為新詩創作提供一個可能性的空間, 而是如何在世界詩歌之林中評價這一“可能性”的性質及前景。臧棣的詩歌觀帶有行為主義態度, 認為只要投身寫作, 新詩自然就能擺脫它所接受的西方詩歌的影響。對此, 張棗顯然并不認同。當代詩歌在文化身份上如何擺脫“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的標簽, 在文本上體現出有別于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獨創性和尖端”———也即“漢語性”, 對張棗產生了遠比臧棣巨大的壓力。

除了漢語寫作的文化身份焦慮外, 還需進一步追問:尚在1995年前后, 為什么對浪漫主義以來的近現代西方詩歌熟稔的張棗, 就如此武斷地認為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之方法論會帶來生活與藝術脫節的危險? (17) 對這一未經交待就給出的判斷, 顯然不可能單用文化身份焦慮這單一因素加以完全解釋。雖缺乏可考的資料, 指明這一結論在張棗那里何以成立, 但仍有粗略的線索可以勾勒:一方面, 指稱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方法論之危機, 與他在德國生活學習多年, 受歐美思想文化界的某一部分思潮的影響有關。具體思潮為何?目前缺乏可以把握的線索, 但無疑包含著對為歐美現代主義文學奠基的現代性思想的反思與批判, 而歐美包括德國對現代主義文化及詩歌的反思與研究, 遠比國內對其有限的了解更為深刻、全面 (18) ;另一方面, 指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寫作危險為“封閉的能指與生活之間的脫節”, 雖在西方前輩詩人比如艾略特那里有間接反映, 但將它視為西方詩歌方法論之根本危機, 無疑回蕩著對比中德兩國生活經驗時對德國或歐州生活文化的反省 (19) ??梢哉f, 無論從思想資源, 還是德國的私人生活體驗, 甚至天性, 與那種真實的文化身份危機混合在一起, 都促使張棗將歐美現代主義詩歌理解為危機成為可能。



為什么追隨歐美現代主義的美學方法論與寫者姿態, 中國當代詩歌最終會導致文化身份的危機?張棗提供的關聯與邏輯, 嚴格說來并不充足、自洽。相對于先行的西方現代主義本質化的美學方法論, 中國當代新詩的現代性, 如被認為是“既無獨創性和尖端”, 可以理解, 但為什么這一追求, 就不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語言原本”, 則值得琢磨。問題的關鍵在于, 張棗并不滿足于僅僅在想象力的方式上媲美歐美現代主義詩歌, 他的更高要求是:當代中國詩歌無論是在詩歌精神, 還是想象力上, 都要卓然自足。顯然,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未來發展, 不在臧棣要求擺脫焦慮專心于創新所形成的一般意義上的“差異”, 而是要求, 于世界詩歌之林中,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成為既能容納國際普適性但又有著質的本土獨特性的存在, 也就是說, 中國當代詩歌的文化身份, 不僅國際聲譽上在世界范圍內能被廣泛承認, 從內在質的規定性上也能提供不同的思考。

如果說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 最終會導致身份危機, 那么如何克服這一危機呢?在張棗看來, 較為合適的方式就是對這一中西詩歌對立之危機的雙向覺醒:“理應容納和攜帶對這一對立之危機的深刻覺悟, 和對危機本身所孕育的機遇所作的開放性追問。” (20)

破除危機的契機, 對張棗來說, 首先就體現在如何理解新詩寫作所借以使用的白話漢語的開放性質上。而在如何看待新詩的語言資源方面, 臧棣與張棗兩位詩人又產生了細微但至關重要的差別:出于對古典詩歌傳統作為評價標準的無意識回避 (21) , 臧棣更愿意把新詩語言理解為“白話文和翻譯體相互磨合的結晶”, 后來他又廣泛解釋為散文語言, 但在張棗這里, 這一語言資源同時還必須向文言經典開放, 作為中國特征或“漢語性”的體現:

1917年以來白話文的全面確立, 當然不僅僅是一項語言改革以適應社會變革的措施, 從文學發展的意義上講, 它是要求寫作語言能夠容納某種“當代性”或“現代性”的努力, 進而理論成為一個在語言功能與西語尤其是英語同構的開放性系統, 其中國特征是既能從過去的文言經典和白話文本攝取食分, 又可轉化當下的日??谡Z, 更可通過翻譯來擴張命名的生成潛力。 (22)

正因為如此, 張棗才如此決絕地說:“我個人絕不相信現代性就等于放棄漢語性的神話 (其典型方法就是從白話文的翻譯文體和對西語的誤讀中派生靈感, 并使作品具備某種簡便的國際互換性) 。” (23)

可以看出, 張棗對白話漢語的開放性理解, 同構于他所理解的方法論上的突破。“轉化當下的日??谡Z, 更可通過翻譯來擴張命名”指向的是容納某種“當代性”或“現代性”的努力, 內含著西方詩歌的美學方法論的危機, 而“從過去的文言經典和白話文本攝取食分”則滲透著他所體認的“儒家精神的古典詩歌核心理想”。但是, 這樣的同構性的推想并不自洽, 究竟如何實現“當代詩歌之整體危機的突破”, 張棗并不明確, 表述也含糊不清, 只是強調“對立雙方去克服它的努力, 就不能簡單地通行‘就是’到‘不是’的極性對換來進行”, “對于它的意識和追思往往比自以為是的克服更有意義”。反倒從文中他如此焦慮于“當代中國先鋒詩歌”的“身份的確立”, 如此擔心它被確認為“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 可以看到其問題思考的出發點, 所承受的“影響的焦慮”之巨大, 以至張棗幾乎像是強迫性地斷言:一旦缺少了有別于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獨創性和尖端”與“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語言原本”, “它缺乏豐盈的漢語性或曰:它缺乏詩”。

不過, 張棗對中西詩歌的把握雖然進行了“脫歷史化”的本質化歸納, 認為“中西詩歌傳統詩學方法論不可調和” (24) , 但在這一對困境突破、充滿焦慮的不確定追問中, 兩者并無明顯的高下之別, 寫作“理應容納和攜帶對這一對立之危機的深刻覺悟”, 并對危機本身所孕育的機遇保持開放性的追問。但是, 這一仍然保留部分含混性和開放性的彈性闡釋空間, 在張棗2004年回國后的多次訪談里已趨僵化與封閉。中西詩歌傳統方法論不可調和的差異, 已經轉化為中西語言思維方式的差異與價值的優劣, 也即, 相比于西方語言的二元對立的辯證法的特征 (25) , 中國詩歌傳統中的語言越來越體現出某種優越性。這種本質化的價值判斷, 無疑為他以前猶疑不安的文化身份焦慮提供了一個更為“可靠”的保證。寫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祖母》一詩, 可以說是張棗的這一“漢語性”詩學觀的象征呈現。

《祖母》一詩分為三部分, 出現在第一部分的“祖母”, 作為一個完整豐滿的形象, 高渺、從容, 甚至顯得神秘, 尤其當她和氣功相連的時候:“‘空’, 她沖天一唳, ‘而不止是/肉身, 貫滿了這些姿式’;她驀地收功, 原型般凝定在一點, 一個被發明的中心”;第二部分中的“我”, 則是個持科學實證主義人生觀的人, 陷入了困境:“眼睛, 脫離幻景, 掠過桌面的金魚缸/和燈影下暴君模樣的套層玩偶, 嵌入夜之闌珊”;第三部分, 出現了“小偷”:“他闖禍, 以便與我們對稱成三個點, 協調在某個突破之中。” (26) 這里的“小偷”, 為比喻性的說法, 不僅暗示著已經深得西方思維精髓的、陷入困境的“我”要向“祖母”———“傳統”學習, 同時也指出在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主導世界的當下, 只有借用一些古老的, 比如來自中國的文化智慧, 才能突破困境。所以, 這首詩, 固然可以解讀為內在于詩歌的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如何互取短長的問題, 但也不妨看作是對新詩“現代性”危機的表達與突破:“祖母”的形象高渺、從容, 略微神秘, 而這一較為熟稔的中國形象, 來源于一種對既淵源于傳統但又有待發明的“漢語性”的本質化想象:

漢語是世界上最“甜美”的語言, 它不是二元對立的。在西方語言中有明顯的“我”和自然之間的命名與被命名的關系。漢語最大的特征, 是在它運用最充足的時候, 非常甜美、圓潤和流轉。……我們原來的漢語對世界的思考也不是二十世紀所說的辯證法的思考, 而是一種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既唯物主義又唯心主義的思考。嚴格講, 就是拿現在的名詞很難解釋的詩意思考。我認為漢語是世界上惟一自然的一種綠色的高級詩意語言。 (27)

與“祖母”相對, “我”對應的則是代表了“西方思維”的典型特征———“二元對立、辯證法”:

古代漢語沒有二元對立的思想, 現代漢語通過引進這種所謂反西方的西方, 通過蘇俄, 通過辯證法, 還有經典西方的科學主義, 才知道二元對立。 (28)

“祖母”與“我”兩者之間的差異與沖突, 最后由一個虛擬的“小偷”來協調突破, “他闖禍, 以便與我們對稱成三個點, 協調在某個突破之中”, 表達了張棗所理解的突破漢語處境之危機的較好方式。但是, 從“祖母”與“我”之間輩分、姿態、儀容的差異上, 顯示出張棗對待“這一有待發明”的“漢語性”的優越感。這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 此前懸隔在心中的文化身份的焦慮不但得到了解除, 甚至獲得了某種肯定性的自信。

結合2010年逝世前幾年張棗對“漢語性”的闡釋來看, 對古代“漢語”思維方式, 也即“傳統”的判斷, 無疑吸納了歐美尤其是德國的許多思想, 其中就有20世紀80年代就在中國風行的、海德格爾的天地人神和諧共處的存在主義思想, 同時也融合了德國綠黨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海德格爾借助東方思想對自蘇格拉底以來的西方哲學進行了整體性批判, 德國綠黨則站在當下消費主義語境里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了再思考。而無論是對西方哲學思維的整體性的批判, 還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再思考, “東方”的思想則是上述德國的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往往加以借用的資源。相比一直置身中國的臧棣, 張棗所處的德國思想界對為歐美現代主義奠定思想基礎的“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顯然影響了張棗對歐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的接受方式, 而這與文化身份的焦慮一起, 無疑助長了張棗對“傳統”—“漢語”的闡釋, 有意識地突出了“古典漢語”相較于 (西方) 現代危機的優越性的方面 (29) 。而這一試圖克服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的危機感的思想傾向, 在回國后的張棗身上變為越來越明顯的價值判斷。

當然, 體認到詩歌“漢語性”的優越, 也不意味著放棄“現代性”的追求, 與幾年前的思考一致, 張棗仍然認為這一詩意的“漢語性”的發明, 并不僅僅依賴文言, 而是與其他語言共同協作的:

古典漢語的詩意在現代漢語中的修復, 必須跟外語勾連, 必須跟一種所謂洋氣勾連在一起, 我相信這方面很多人沒做好。 (30)

從這個角度而言, 張棗的“漢語性”夢想依然顯示了朝向未來的可能性, 而且也顯示了他對漢語的身份期待———“文化帝國的語言”:

漢語對我來說是唯一的詩意化語言, 我從不用其他語言寫作。漢語在命名或者籠罩世界萬物的的時候, 足以形成一個帝國。我們夢想中的漢語詩歌帝國是沒有疆界的。嚴格地講, 詩意就是一個沒有疆野的帝國。 (31)

這樣有待發明的“漢語”, 依賴于張棗個人的偏執, 將身處歐洲感受到的漢語詩歌的身份焦慮與個人的詩歌抱負, 轉化為自身的創造性與文化上的“帝國夢”。相比過去焦慮于文化身份的確立, 當張棗在中西語言思維對比中找到了漢語性的優越品性后, 張棗顯然自信多了。而這一自信, 尤其表現在他對成熟的現代漢語的想象上:

現代漢語已經可以說出整個世界, 包括西方世界, 可以說出歷史和現代, 當然, 這還只是它作為一門現代語言表面上的成熟, 它更深的成熟應該跟那些說不出的事物聯系起來, 這才會使現代漢語成為一門真正的文化帝國的語言。 (32)

可以說, “文化帝國的語言”, 充分透露出張棗在漢語詩歌文化身份與抱負上的終極夢想。

進一步透視張棗的“文化帝國的語言”這一提法, 還可以看到, 張棗雖然一直強調自身的文化獨特性, 但是從其文化訴求來說, 又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身份、國家、階級, 等等, 上升為一種文明的想象。在張棗這里, 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 顯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入中國的那些歐美詩歌大師, 如“里爾克”“史蒂文斯”等, 他們也是中國詩人80年代初寫詩時學習模仿的偶像。就此而言, 張棗無論從自身素養, 還是詩歌理念, 無限接近于布羅茨基評價曼德爾斯塔姆所用的詞匯:“文明之子” (33) 。不過不同于曼德爾斯塔姆, 作為俄羅斯人, 與歐洲其他國家有著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 可以較少顧忌地擁抱俄羅斯文化之外的以但丁為首的“意大利文明” (34) 和希臘神話為主的“希臘文明”或“羅馬文明” (35) , 張棗在向“西方文明”———尤其是詩歌學習的同時, 出自于語言 (中文) 與異質文化的自尊與榮耀, 卻始終期待恢復古老的“中華文明” (以唐帝國為代表) 的精粹與榮光, 所以他一再強調“現代漢語詩歌不能不承接漢族古代帝國詩歌的秘密和精華”。這樣的一種以詩歌為文明代表的“文化帝國的語言”, 一方面突出自身不可混淆的獨創性, 同時又時刻強調滲透在詩歌中“詩意”的無疆界性 (廣度與深度) 以及詩歌本質上的超越性:

詩有更高的本質, 它超越了時代社團和制度, 也超越了意見態度觀點和意識形態, 它是對人的生存實境中不可根除的矛盾和困難的和解。 (36)

結語

通過與在“漢語性—傳統”方面表述最為典型的詩人批評家臧棣的參互比較, 張棗“漢語性”詩學觀的具體內涵得到較為清晰的呈現??梢园l現, 張棗與臧棣雖都將“不及物性”理解為 (西方) 現代主義詩歌的本質, 而他們詩歌觀點上的不同, 似乎也只體現在新詩采納的語言資源的認知上, 但最終指向的還是如何看待“漢語性—傳統”在中國新詩未來發展中提供的可能性。

臧棣清理了古典詩歌傳統、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與新詩之間的文學關聯, 從而擺脫批評界將“古典詩歌傳統”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作為評判標準帶給新詩創造力的負面影響。但擺脫了這些評判標準可能帶來的限制后, 又如何利用這些寫作資源實現這一有別于古典詩傳統、充滿可能性的審美空間?臧棣認為只要保持對新詩自身文化創造力的信賴, 執著于詩歌之“新”的創造性認知, 就可以在投身未來的寫作實踐過程中實現自身。雖然臧棣也認識到“這個新的審美空間的自身發展, 還與中國的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 但由于堅信詩歌的審美獨立性具備超脫歷史的能力, 臧棣常常把這一新的審美空間的出現與發展, 封閉性地理解為現代性自身內在審美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涉及社會歷史進程或所謂的“某些特殊的歷史條件”與詩歌“可能性”的關聯時, 臧棣表述得含混模糊, 僅把“可能性”的實現, 寄托在“天才”通過語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上。因此他批評新詩史上尋求與舊詩關聯的詩人時, 往往只集中指出這些詩人———如朱湘———的迷誤, 就在于迷戀與“古典詩傳統”的審美標準———如舊的美妙意境和韻律———的對接上 (37) 。而“傳統”, 這一內在于“現代性”的話語, 發生在不同的時代境況當中, 蘊涵著不同的現實或文化訴求, 本可以成為新詩發展的可能性的資源, 往往卻被排斥在臧棣的討論之外。

從張棗建構的“漢語性”來看, 對“漢語性”也即“傳統”的理解, 涉及了語言的包容問題———也即文言作為新詩的可能養分, 但并不完全囿于“古典詩傳統”, 而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世界的論述框架或中西文化價值比較的層面上, 指向包括了“古典詩傳統”在內的“傳統文化”的現代理解。就此而言, 張棗對“漢語性—傳統”的建構, 并不違背臧棣所指認的“傳統/現代”這一斷裂的總體性評價, 而他對“漢語性”的重新闡釋, 則脫出了臧棣所謂“古典詩傳統”的“意境”與“詩歌語言”的審美范疇, 還與特定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與個人相對獨特的思想經歷密切相關, 其中文化身份的焦慮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張棗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方法論之危機的認知與批評、對新詩遠景的限度意識, 對迷信語言“不及物”詩歌態度的懷疑, 開啟了進一步討論并反思這一可能性如何得以具體實現的思考空間, 也即在當下文化交流日趨活躍的世界中, 通過“漢語性”概念, 張棗將世界詩歌文化之林中中國詩歌的文化身份的焦慮, 轉化為對臧棣意義上新詩可能性遠景的限度意識, 為重新詮釋“偉大傳統”進行創造性的激活與轉化尋找到了動力, 從而將“傳統”內化為可能性的文學資源, 豐富了“90年代詩歌”的自我探索。某種意義上, 張棗較好地詮釋了臧棣的預見:當代新詩的可能性發展, 將與中國的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

注釋(參考文獻):

1 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詩歌?》, 洪越譯, 洪子誠主編:《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 《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

3 (6) (37) 臧棣:《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 《文藝爭鳴》1998年第3期。

4 王光明:《傳統:標準還是資源》,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5 (13) 臧棣:《后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 王家新、孫文波編選:《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 第209頁, 第210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6 (9) 張棗:《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當代中國詩歌的元詩詩歌結構和寫者姿態》,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190-192頁, 第172-174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

7 參見顏煉軍:《踮起腳尖, 現實就能夠得著傳統?---試論龐德詩藝在當代漢語新詩中的反響》, 《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2期;張棗:《銷魂》, 《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 第Ⅶ頁,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8 張棗:《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 《春秋來信》, 第110頁, 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

9 胡續冬:《臧棣:金蟬脫殼的藝術》, 《作家》2002年第3期。

10 在一詩學自述中, 臧棣解釋了為何直到而立之年才真正對用漢語寫詩建立某種神秘的信心。對他來說, 用現代漢語來寫作新詩, 最大的擔心就是相較于其他歐美詩歌語言與古典詩, 其自身歷史過于短暫, 相對不成熟, 導致投入的熱情、心血和才智的程度, 與取得的成就嚴重不對稱。但后來辯證地認識到了現代漢語的不成熟, 反而意味著更大的可能性空間。一旦克服了用現代漢語寫詩帶來的心理困擾后, 臧棣在反擊以古典詩歌或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為標準來詆毀新詩成就的批評時, 尤為堅決、雄辯。參見臧棣:《信心的建設》, 汪劍釗編:《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隨筆選》, 第374-376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1 臧棣:《無焦慮寫作:當代詩歌感受力的變化-以王敖的詩為例》, 《江漢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 2008年第2期。當然, 臧棣的態度有過細微變化。他一直強調新詩獨特創造力的自我發明性質, 但在《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中, 還處于辯護與探索的立場, 而后的表述就大大前進了一步, 轉變為一種對新詩創造力的絕對信仰。

12 將西方的現代主義詩歌的核心觀念表述為“消極主體性”, 張棗受到了Hugo Friedrich和Michael Hamburger對文學現代性研究的影響。參見張棗:《秋夜的憂郁》,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118頁。

13 (20) (22) (23) 張棗:《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當代中國詩歌的元詩詩歌結構和寫者姿態》,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191頁, 第192頁, 第172頁, 第191頁。

14 早在1994年寫作《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時張棗就寫到:“詞, 不是物……/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質疑了“將寫暗喻化, 把它當做對生存本身的動作的替換”的典型西方現代主義詩人的寫者姿態。

15 現有的對國外有關歐美現代主義詩歌方面有較為深入研究的譯著不多, 只是冰山一角, 但即便如此, 彼得·比格爾的《先鋒派理論》就專門討論了“藝術自律”的問題, 指出“自律”使藝術離開現實生活, 而“先鋒派藝術” (指超現實主義) 則使藝術回到現實。參看[德]彼得·比格爾:《先鋒派理論》, 高建平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

16 在談到“陌生化”這一技巧時, 張棗透露了他在德國的生活狀態。參見黃燦然:《訪談張棗》, 《飛地》2015年第3輯。

17 參見臧棣:《大忌還是大計:關于新詩的散文化---答〈廣西文學〉關于當代詩歌語言話題的問卷》, 《廣西文學》2008年第9期。

18 將抒情詩中“抒情我”的虛構特征, 與日常的“經驗我”區分開來, 是弗里德里希在《現代詩歌的結構》一書中, 論述波德萊爾時明確提出來、現代主義抒情詩“去個人化”的基本原則。以這一個區分為基礎, 在《詩人與母語》一文中, 張棗將其擴展為中西詩歌傳統審美方法論的對立。參見張棗:《詩人與母語》,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56頁。

19 (27) (28) (31) (32) 張棗:《環保的同情, 詩歌的贊美》,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230頁, 第229-230頁, 第230頁, 第228-229頁, 第229頁。

20 所引詩句, 均出自張棗《祖母》一詩, 參見張棗:《祖母》, 《春秋來信》, 第143-145頁。

21 對張棗的這一思想狀態的描述, 并不自足, 固然因為很多有待進一步考證的線索還不清晰, 也是因為詩人的思考方式, 不太同于邏輯學家, 存在很多跳躍, 但大致的思考線索依然存在。

22 張棗:《“甜”---與詩人張棗一席談》, 顏煉軍編選:《張棗隨筆選》, 第216頁。

23 (35) [美]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 《文明的孩子:布羅茨基論詩和詩人》, 劉文飛等譯, 第93頁, 第80-85頁,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24 參見[俄]曼德爾施塔姆:《關于但丁的談話》, 《時代的喧囂》, 黃燦然等譯, 第276-340頁, 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5 黃燦然:《訪談張棗》, 《飛地》2015年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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