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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文學敘事的三種范式——由《野葫蘆引》《巨流河》《桑青與桃紅》談起(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9-06 15:40:53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野葫蘆引》《巨流河》《桑青與桃紅》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宗璞、齊邦媛、聶華苓的扛鼎之作, 分別代表中國大陸、臺灣和海外“南渡敘事”的三種視角, 涉及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知識分子的兩次南渡。從“流亡體驗與兩次南渡”“延宕與重述”“傷痕與康復”“從南渡到離散”四組概念出發, 本文對南渡文學書寫進行多重觀照, 考察兩岸相關文學史的書寫差異及其歷史成因, 并提出“二次南渡”之說, 以期重建歷史連續性, 消除隔閡, 建立海內外漢語文學對話的新路徑。

關鍵詞:
南渡; 離散; 《野葫蘆引》; 《巨流河》; 《桑青與桃紅》;

Three Paradigms of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Moving to the South”
Chen Qingfei

稽之往史, 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 偏安江表, 稱曰南渡。南渡之人, 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 宋人南渡其例二也, 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 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 宋人之虛愿。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馮友蘭 (2)

引言

“南渡”即“衣冠南渡”, 最早語出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邑里》, “異哉, 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 衣冠南渡, 江左僑立州縣, 不存桑梓。”“衣冠南渡”從兩晉之際中原知識分子因戰事而被迫選擇戰略性南遷的國家行為, 經后世多次的歷史循環、長期的文化沉積已成為習用典故。“南渡”一方面意味著歷史的悲情宿命, 另一方面也承擔著在危機時刻召喚反抗國族悲劇命運的精神力量之使命, 暗含著家國復興、文明復歸的期待。“南渡”敘事傳統深刻塑造了歷代身逢亂世的士大夫, 以及現代知識分子的行為模式、情感結構、身份意識、價值倫理, 乃至學術選擇與治學路徑。體現在文學書寫當中, “南渡”文學敘事往往還涉及敘事者的文學觀念與作品的美學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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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南渡”以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大規模南遷為起始, 經八年抗戰, 又下延至國共內戰, 知識分子陣線分化之后, 一部分最終流徙港臺, 甚至海外的過程, 其實為兩次南渡。第一次南渡是內外之爭所致, 第二次南渡則屬民族內部之爭, 是內戰的延續與表征。由于馮友蘭、陳寅恪等親歷者的自我命名和闡釋, 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后, 校方以紀念碑的形式確立了因南渡造就的西南聯大及其知識分子的崇高聲望和歷史地位, “南渡”的命名及其研究價值在學界已有共識 (3) 。對于第二次南渡所造成的中國學術界的重大變遷, 港臺學界有所謂“北學南移”“文化跨海”之說。其中或有零星地非系統性地使用“南渡”一詞, 而未見以“南渡”作為理論視野, 進行整體觀照 (4) 。長期以來, 大陸方面也不以內戰造成部分知識分子的流離為“南渡”。至于涉及到對國民黨政權敗走臺灣以后的文學生產、文化建設, 以及其對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與播遷之貢獻的評價, 大陸學界也并未以“南渡”為視角對此展開相關研究。本文首次以“二次南渡” (5) 指稱國共內戰后期部分知識分子的南遷, 并上溯到抗戰時期的“南渡”, 以期重建歷史的連續性, 考察歷史大轉折時期作家的地域流動及其文學書寫與當下世界性漢語寫作之間的關系。從文學研究出發, 嘗試激活“南渡”———一個具有歷史傳統的詞匯, 使之取代“流亡”“逃難”等具有對抗性色彩的詞匯, 成為文史研究當中, 具有當下意義的新的理論話語的可能性。

兩次南渡前后以遠計僅隔十余年, 以近計不過三五年, 而其中緣由、過程、心境、性質竟完全相背。兩次南渡之間的復雜情勢牽涉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黨派立場, 以至對民族國家的想象。這也是毛澤東1945年提出“兩個中國之命運”后,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與政局發展, 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與國家制度上的根本性選擇及其具體實踐 (6) 。其后由于兩岸的長期分治, 各自形成新的學術傳統以及文學傳統, 體現在“南渡”———這一中國大轉折時代的文學書寫也大異其趣。本文所討論的《野葫蘆引》《巨流河》《桑青與桃紅》皆非“南渡”歷史事件發生時所作, 卻都是三位作者、曾經的“流亡學生” (7) ———宗璞、齊邦媛、聶華苓的扛鼎之作。在她們的文學視界中, “現代知識分子的大遷徙, 跟歷史悲情的流離有了悠遠的連接。同時在歷史的平臺上, 替知識分子建立了悲壯而崇高的離散姿態。那是流亡時刻最動人的身影, 當歷史的正統光照這些苦難飄零的學人, 個體的憂患與傷懷, 轉眼成為時代的見證。南渡或南遷, 再次走入歷史眼界, 成為最近一次學人的集體想象” (8) 。如果現代南渡歷史在1945年終結, 《野葫蘆引》將是唯一范本, 不會有《巨流河》《桑青與桃紅》。然而, 國民黨政權的失敗導致了第二次南渡 (或渡臺或滯港或出走海外) , 南渡歷史的書寫呈現出復雜的文學景觀, 渡臺初期帶有濃重的遺民文學色彩, 隨著時間的推移, 又表征出“后遺民” (9) 的精神向度。

按馮友蘭對于南渡歷史的論斷, 古之南渡“未有能北返者”, 而吾人之第四次南渡成功北返, 改變了歷史的宿命, 也改變了南渡文學敘事的悲情傳統。這樣昂揚的情緒與歷史意識也成為其女宗璞《野葫蘆引》寫作的倫理意識和美學原則。而反觀《巨流河》, 卻是因應了南渡文學書寫的傳統宿命?!渡G嗯c桃紅》在國族敘事之外, 開辟出南渡敘事的開放性視角———世界性流動的人類寓言。某種意義上, 宗璞、齊邦媛、聶華苓的“南渡”文學書寫代表了中國文學在大歷史轉折過程中形成的、不同區域漢語文學書寫的三種范式:《野葫蘆引》代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寫作傳統, 從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救亡到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過程中, 尋找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 具有崇高、恢弘的史詩性品格;《巨流河》從家族視角出發, 貫穿“中華民國”在大陸和臺灣的完整歷史, 展現了國民黨政權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臺灣的沒落, 具有人性悲憫的悲劇力量;《桑青與桃紅》擺脫歷史恩怨, 在海外返身回顧戰爭與逃亡頻仍的中國現代史, 深刻體驗海外知識分子無根漂泊的精神困境, 形成高度凝練的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困與逃”的世紀寓言。———《桑青與桃紅》融寫實與象征, 更具現代主義的文學品格 (10) 。

大陸方面圍繞“第一次南渡” (11) , 尤其是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中央研究院為代表的學術機構南遷為中心事件, 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和文學書寫。比較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包括紀實性的《南渡北歸》《民國衣冠》, 回憶性的汪曾祺系列散文、何兆武《上學記》, 虛構性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等。但這種爆發式的寫作現象主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 而在最靠近歷史的20世紀50年代大陸竟完全沒有相關的創作。這樣的“遺漏”究竟是何種因素使然?而港臺, 尤其是臺灣方面, 作家雖有不少有關南渡的文字記錄, 但在反共意識形態主導下, 其書寫的文學價值、歷史反思意義究竟如何?南渡群體涵蓋的范圍很廣, 有國府官兵的南渡, 庶民的南渡, 知識分子的南渡…… (12) 本文聚焦知識分子流徙命運的文學書寫, 尋訪戰爭及至戰后, 中華文化播遷、變遷的流動過程———現代“衣冠南渡”。

一流亡體驗與兩次南渡

“衣冠南渡”攸關文化命脈與建國方略, 國民黨政府的戰時教育政策以“抗戰建國”為目標, 以“平時要當戰時看, 戰時要當作平時看”為指導方針, “對日抗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 一方面就要于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 復興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 不僅在戰時, 還應當看到戰后”。只是應以“非常時期的方法, 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 運用非常的精神, 來擴大教育的效果” (13) 。“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的公民, 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 使青年有廢學之現象, 實即國家存亡之危機……讀書為精神食糧所寄, 寧容因戰事而輟學。” (14) 抗戰不僅是軍事的對抗, 更是舉國意志、民族精神的全面較量。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有言:我們抗戰, 是武力對武力, 教育對教育, 大學對大學, 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15) 。在文化保全、抗戰建國的政策指導下, 戰時教育成為抗戰的另一條戰線, 各類學校和文化機構遷往大后方是有計劃性的通盤調整。“南渡”正是在這樣一種悲憤同仇的時代氛圍中持續而廣泛地進行。流亡書寫免不了殘酷與血腥, 但因為有政府的政策導向, 流亡學生的目標是明確的, 流亡路線圖是清晰的。聶華苓從漢口逃難到五斗坪, 赴恩施就讀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 在重慶長壽國立十二中高中畢業, 后考上重慶國立中央大學。齊邦媛則由南京出發, 從漢口到湘鄉, 往桂林、懷遠而入川, 先就讀于南開中學, 后在三江匯流處的樂山完成武漢大學學業。宗璞隨家辭北京, 往天津, 船行上海、香港, 過海防, 車行滇越鐵路到云南。三個人, 三種人生, 三種逃亡路線, 卻也是眾多流亡師生經歷的縮影。這樣的騰挪輾轉固然是被迫的, 但因為有信念有目標, 戰時流亡客觀上迫使知識分子離開都市, 走向民間, 與“人民”“國土”“內地”“邊疆”有了直接的接觸, 增進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八年患難, 弦歌不斷, 知識分子群體的才能、操守及其整體形象成為中國文化、民族精神持續不輟的象征。

《野葫蘆引》原擬名《雙城鴻雪記》, “雙城”即北京和昆明, 原來分屬南北, 一文化中心, 一南隅邊疆, 很難同時進入到作者視野。但由于特殊的際遇, 西南成為戰時大后方, 昆明成為國際化的內陸中心城市。同時, 西南聯大留滯云南時間長, 與當地文化互動頻繁, 進入到作者視野的國土邊陲不再是異域, 邊疆風土人情也并非異端, 而是充滿溫情的多元文化風景。在聯大學生的記憶中, 昆明與聯大是一體的, “昆明感染著聯大的氣質, 而聯大卻非常和諧地嵌入昆明的自然景色之中, 像西山滇池一樣的使昆明有聲有色” (16) 。聯大與昆明的結合不僅是風景的融合, 更是血肉的融合, 讀書跑警報, 從軍赴國難, 鬧學潮論時事, 讀書不忘救國, 西南聯大因而在南遷的大學中奪標而出, 成為戰時的精神堡壘?!渡G嗯c桃紅》借擱淺瞿塘峽, 將長江沿岸痛苦的船夫, 歷經戰爭禍亂無家可歸的老先生, 逃出淪陷區又經歷重慶大隧道慘案的老史, 孤身帶孩子進城尋夫的桃花女, 反抗封建家庭而出走的流亡學生和“我”桑青聚攏到一條船上。擱淺的船只就是一個戰時社會, 船上不同際遇的眾生相就是國民性格的縮影。所有人都在困中求生, 所有的逃生選擇都是一場人生“豪賭”。對齊邦媛而言, “黑暗的江上, 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 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 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 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 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氐轿业男念^。那些凄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蕩, 成為我對國家民族, 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17) 。

抗戰是全民族的也是個人的, 身份、境遇不同, 流亡體驗也各有各的視角?!兑昂J引》第一部《南渡北歸》完成于1985—1987年, 第二部《東藏記》于1993—2000年完成, 第三部《西征記》于2001—2008年完成, 第四部《北歸記》已完成前五章。長達30多年埋首歷史深處與個人記憶, 宗璞賦予《野葫蘆引》以史詩品格?!兑昂J引》以西南聯大師生的流散聚合為主線, 對抗戰時期知識界做全景式的展現, 小說立意于大敘事, 也不回避學人之間的現實齟齬、黨派較量之中暗流洶涌的學潮。書中有學界精神領袖的風范風骨, 兒女深情的詩意, 書生從軍報國的曲折, 也有古都淪陷后隱忍的抗爭, 淪陷的古都北京與作為抗戰中心的昆明始終在互動當中, “方壺”成為回歸的象征意象?!毒蘖骱印冯m為個人化的自傳, 但因為作者齊邦媛父親齊世英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 以及創辦東北中山中學的緣故, 《巨流河》從個人記憶中鉤沉出另一種抗戰流亡體驗, 具有扼腕深沉的悲劇力量, 被贊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 一部過渡新舊時代沖突的女性奮斗史” (18)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歷史最重要的意象。東北中山中學命運坎坷多艱:從北平報國寺招生起組成血脈相連的大家庭, 遠途跋涉托身四川威遠靜寧寺, 安頓八年弦歌未絕, 抗戰勝利載欣載奔回故鄉。“唯楚有士, 雖三戶兮, 秦以亡!我來自北兮, 回北方。”但對齊家而言, 從波云詭譎的東北巨流河 (遼河) , 流亡到臺灣極南端的小小海灣———啞口海, 填寫了一生籍貫的遼寧鐵嶺只是紙上故鄉了。

《野葫蘆引》完結于抗戰勝利后的“北歸”, 《巨流河》與《桑青與桃紅》則繼續書寫二次南渡的流亡生涯。二次南渡的知識分子當中, 部分有國民黨政府“搶救平津學人計劃”的安排, 更多人的南渡是倉皇的, 迷惘的, 甚至是意外的。齊邦媛因父輩的機緣渡海赴臺大謀職, “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槳飛機過臺灣海峽時, 心中很是興奮, 因為這是地理書上的地名, 好似在地圖上飛行的感覺” (19) 。齊邦媛筆下的二次南渡是大約從1948年底起的“接船生涯”:“我們那距臺北火車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 那小小的三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最初媽媽還留人吃飯, 后來實在應付不了。就只能準備永不枯竭的熱茶??蛷d甘蔗板墻上, 釘了無數的聯絡地址, 遍及各市的客棧、機關名字……那種情況和十年前我們逃難到漢口的情況十份相像, 只是臺北沒有警報, 沒有轟炸而已。” (20) 齊邦媛最后一次接船是1949年農歷除夕前, 等到的是太平輪失事的噩耗。對聶華苓來說, 二次南渡從北上結婚開始, 此時, 北平已經被圍城了, “1949年2月3日, 我看著解放軍從從容容走進北平城” (21) 。解放戰爭中的北平是高度封鎖密閉的空間:皇城, 內城, 外城, 更令人窒息的是垂死的一圈圈被包圍的封建家庭文化, 聶華苓必須渡臺求生。直至1964年離臺赴美, 聶華苓逃了三輩子。由于三位作者均為學養深厚的知識女性, 戰時又恰好分處西南聯大、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三所著名的學府, 她們的文學書寫也呈現出戰時大學校園文化特征以及青春敘事的浪漫特質。

二延宕與重述

郁達夫在《戰時的小說》 (22) 一文中斷言:“反映著這一次民族戰爭的大小說、大敘事詩, 將來一定會出現, 非出現不可。不過在戰爭未結束以前, 或正在進行中的現在, 卻沒有出現的可能。” (23) 1988年臺灣《聯合報副刊》為紀念抗戰50周年, 發起“試寫抗戰”的呼吁:“謂國人在抗戰文學這一分野的創作, 質量均不足以反映半世紀前那場可歌可泣的民族御辱戰爭, 現在正是以深沉的大愛, 犀利但不失冷靜的文學手法, 為戰爭真相以及在戰火下人性的葛藤顯影, 為歷史浩劫造像的時候。” (24) 大歷史事件的書寫往往都是滯后性的, 反思性的。兩岸作家對這兩場攸關民族生存發展的戰爭的正面書寫都延后了幾十年。“南渡”書寫的延宕既有文學創作本身的內在規律, 更主要是受制于政治情勢。大陸方面, “時間開始了” (胡風) , 大陸文壇為革命勝利的激情鼓舞, 以文學重建新的國家想象, 革命英雄史詩成為主流文體, 無暇回顧失敗者的“流亡”歷史。而戰爭失敗的一方———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50年代的文壇主旋律是“反共文學”“懷鄉文學”。“反共文學”不乏對戰爭期間動蕩、流亡生活的書寫, 但流離失所、驚魂未定的作家在當時的創作不免帶著強烈的控訴情緒與對抗性因素。“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出來的作家, 并不需要高壓逼迫才勉強表現他們的親身經驗。” (25) 正像黎湘萍批評臺灣小說家陳紀瀅的“非虛構”方法那樣, “是讓虛構的‘小說’代替‘歷史’的一種方法” (26) , “反共文學”“延續了過渡期官方妖魔化‘二二八’的手法, 將大陸的人民政權‘妖魔化’” (27) ??梢? 20世紀50年代兩岸的文學環境都不具備歷史地書寫“南渡”的條件。

重述與真實歷史之間有著怎樣的距離?是更客觀, 或是基于立場, 并經過記憶的篩檢有失真之虞?這的確是一個書寫的難題?!渡G嗯c桃紅》完稿于1970年, 較早涉及大歷史變遷下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紀流亡, 這是一本高度寓言化、寫實與象征兼備的小說。居留美國多年, 逃離兩岸的政治之困、戰爭之困, 以及個人的婚姻之困, 此時的聶華苓具備了敘述大歷史的可能與條件。“這個疙瘩還是我到了美國以后才解開的。我在那兒可以睜著眼看海峽兩邊的社會;可以讀到各方面的報紙刊物和書籍 (包括美國的) ;可以在愛荷華接觸世界許多地區的作家和作品, 我的視野闊大了, 我的感情冷靜了, 我的看法客觀了。” (28) 2011年最新出版的回憶錄《三輩子》詳錄了作者戰時的流亡生活。對海外知識分子來說, 漂泊流亡已經成為一種宿命。以桃紅在美國的逃亡經歷體驗了海外漂泊無根的精神分裂與生存的荒誕感, 聶華苓通過寫作返鄉, 追溯“無根”癥的病根———20世紀中國的長期戰亂。“我流亡了三輩子。軍閥內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逃, 逃, 逃。最后, 逃到臺灣, 逃到愛荷華。” (29) 經歷了三生三世的聶華苓“不但以自己的創作把自己的眼界和筆觸從中國擴展到世界, 而且還以文學組織和文學機構的形態, 將世界文學聚攏到自己的身邊, 并結構出一種新的‘世界文學’” (30)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后, 讀到他們的作品, 發現中國人的命運, 也就是20世紀的人的命運。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 擴大了我的視野, 影響了我的創作。” (31) 由中國而世界, 由世界而中國, 聶華苓要尋根, 她不甘于流于自我表達或精于技藝的“流外喪志” (趙毅衡) 。“我非常佩服國內的作家那么關心人民;他們為人民而寫作。我這個流放的作者到哪兒去找人民?……我對自己開始懷疑了:從今以后, 我應該為誰而寫?我應該寫出什么樣的作品?” (32) 由此, 聶華苓以一個中國現代知識女性最豐盛的愛回饋自己的三生三世:大陸、臺灣、愛荷華。

《野葫蘆引》則必須放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小說寫作傳統與宗璞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書寫脈絡中, 其書寫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當代命運息息相關。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以“狂人”的啟蒙者形象出場, 幽憤深廣的“歷史中間物”意識左右著他們的價值判斷, 使他們的立身行事常常在現代與傳統、革命與傳承、啟蒙與救亡之間擺蕩, 這種擺蕩最后在1949年形成整體性的抉擇。在宗璞個人的寫作脈絡中, 從《紅豆》到《我是誰》《蝸居》, 從迷惑到選擇, 再到《野葫蘆引》立足個人 (家庭) 記憶, 又兼具南渡群體集體記憶的史詩性創作, 形成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歷程?!兑昂J引》第一卷《南渡記》發表于1988年, 在抗戰題材小說、 (西南聯大) 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兩方面都具有開創性意義。而宗璞南渡親歷者、學者與文人的雙重身份都使《野葫蘆引》被持續關注, 第二卷《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而她以89歲高齡發表的壓卷之作《北歸記》既是青春文本, 也是典雅文本、性情文本、知性文本 (33) 。

另一方面, 《野葫蘆引》禮贊的對象———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受矚目與20世紀90年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崇尚“文化英雄”現象有關。“南渡”既是學術對象, 也是文化氛圍, 更是精神傳統。“中國歷史上幾次影響重大的衣冠南渡, 就其實際效果而言, 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轉移, 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成建制、大規模撤退學校的壯舉。” (34) 因其孤例僅有, 扣人心弦, 故而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這些故事與傳說中, 不同敘事主體基于現實的需求 (總結經驗、自我鼓勵、招收新生) 在文本中內蘊文學敘事的成分。浪漫化、文學化的熱情洋溢的文字既有利于鼓舞抗戰士氣, 也有利于招生宣傳, “如何吸引淪陷區的青年到大后方求學, 既是教育方針, 也是政治策略” (35) 。1938年2月到4月, 長沙臨時大學 (即后來之西南聯大) 約300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小長征”抵達云南, 歷時68天, 長途跋涉3500里。4月28日抵達云南后, 聞一多在給妻子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旅行的感受, 其間自我浪漫化、審美化的程度非常高 (36) 。因戰時需求及有影響力的杰出校友傳播, 在不斷講述中累積形成的這些南渡傳說, 構成了宗璞創作的前期積淀。

齊邦媛雖有文學著述, 但主要以學者立身。她懂得臺灣人心中也有過不去的“巨流河”, 試圖以文學與臺灣形成命運共同體, 為臺灣文學在文壇尋找身份。齊邦媛認為, 在文學面前, 沒有“他們”“你們”, 只有“我們”。而“我們”承襲在大陸中斷了的“中國現代文學”, 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隨著國際環境和兩岸形勢以及臺灣島內政治情勢的變動, 齊邦媛對臺灣文學的未來表示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 臺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 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37) 《巨流河》是本“遲來的書”, “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 也是齊邦媛為不能回歸的東北, 不再離開的臺灣所作的告白” (38) 。齊邦媛接受當下但不忘懷歷史, 對歷史保持溫情與敬意。“五十年在臺灣, 仍是個‘外省’人, 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 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 (39) “而我, 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 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臺灣文學’, 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40) 為當年殉國的熱血軍民做歷史記錄, 齊邦媛堅信文學、知識具有超越勝負立場的道德力量。從這一角度來看, 《巨流河》更富有西方文學傳統的悲劇精神。寫亂世的流離, 齊邦媛卻以“溫和”“潔凈”為理想人格, 著墨甚多的父親齊世英、大學導師朱光潛、史學家錢穆、空軍英雄張大飛均在此列。這樣的書寫難免有提純的嫌疑, 但符合齊邦媛長期從事教學研究的學院派思維。臺灣文壇元老, 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的親歷者王鼎均評價《巨流河》“如此精致, 如此雅正, 如此高貴”。此語可做雙面解釋, “精致”“雅正”“高貴”對文學而言是正面的, 但對歷史而言, 也可能造成偏頗。

1949年對大陸和臺灣都是永遠繞不過的話題。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國民黨政府敗走臺灣整整一甲子, 臺灣出版了三本書, 不約而同記述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 分別是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王鼎鈞的《文學江湖》。透過1949年的三棱鏡, 讀者看到不同的南渡遷臺的經歷?!兑昂J引》《桑青與桃紅》則分別代表大陸和海外立場, 為中國文學的“文學江湖”擴展更多的視野和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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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傷痕與康復

“渡”, 濟也 (《說文》) , 有拯救之意。南渡, 既有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渡”, 也有文化心理上的“渡”, 是國土政權的保衛, 也是文化保全的權宜性與策略性選擇。由于國共兩黨對政權和國土的爭奪, 勢力范圍的此消彼長, “渡”反映在文學上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南渡”文學敘事在臺灣是向后看, 發現隱忍的傷痛, 尋找安魂之所在。在大陸是向前看, 反思現代知識分子失路與尋路的坎坷歷程, 尋找導向民族復興的方法與路徑。無論重述的目的為何, 不可否認的是, 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都是歷史的劇痛, 重述是再次重臨傷痛的現場, 也重啟療救的可能。擺脫“冷戰”與“內戰”的雙戰格局, 讓理解、對話成為民族創傷康復的開始。而此前, 兩岸有必要協商對“傷痕”的認識, 理解“進步”與“沒落”的文學意義。

大陸文學史中, “傷痕文學”的內涵已有明確的界定。海外學者則將傷痕文學擴展到從臺灣“反共文學”開啟的關于“中國現代苦難”書寫的文學。“它 (反共文學) 應被視為近半世紀以來傷痕文學的第一波, 為日后追憶、記述文革創傷,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種種文字, 寫下先例。” (41) 美國漢學家白睿文將從1930—1997年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發生的歷史事件作為整體, 納入文學、藝術所折射出的20世紀華人世界的想象暴力與歷史創傷研究 (42) 。這種研究思路統合了海內外大中華文藝研究, 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藝研究的格局和歷史視野。從文學自身的角度來看, 傷痕具有“沒落”性質, 無法進入到“進步”的革命敘事當中。中國文學自進入現代時間, 崇尚進步的未來感, 以追尋現代 (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文明) 的激情敘事為主調?,F代中國的新生必須超越封建的沒落的歷史, 現代文學只有激揚文字才能跨過漢語構造的 (晚清以來的) 末世景觀。“現代文學直至轉向革命文學, 又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那是借助革命之強力來展開的文學, 它試圖徹底改變中國文學的情調、氣質和風格, 關于革命的無邊理想引導著文學建構烏托邦的世界, 這個世界徹底與那個頹敗的沒落歷史決裂。”“文學成為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動力。它以如此統一的整合結構來進行, 這是前所未有的‘進步的’文學。” (43) 左翼文學承擔著民族國家現代化的論述, 也反映大陸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歷史過程。“革命 (進步) 文學”以社會發展理論為圭臬。“啟蒙”與“救亡”的悖論反映到文學上, 演化為“文學”與“革命”的內在緊張?!兑昂J引》有社會剖析派小說的氣魄, 作者以“東南西北”統攝抗日戰爭的全景與全局, 指點時勢, 人物以群像的素描見長。“南渡”雖歷經苦難, 但作品的基調卻是明朗的, 隱含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體現中華文化偉大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另一方面, 由于宗璞深厚的中外文學修養以及對傳統文化的鐘愛, 《野葫蘆引》在革命大敘事當中融入濃濃的詩意。但《野葫蘆引》寫“重大”“英雄化”“抗戰化”的寫作風格, 以及戲劇性色彩秾麗等因素導致小說整體藝術形象的不和諧也引起一些論爭 (44) 。

“進步”文學在50年代的臺灣體現為與體制抗爭的自由主義文學傳統。“歷來有關一九五○年代自由主義的評價, 都是以男性知識分子的思考為主軸, 其中尤以胡適、雷震、殷海光為著。但是, 《自由中國》文藝欄主編聶華苓接掌之后, 也豐富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內涵, 這個史實, 一直受到史家的忽視。” (45) 50年代臺灣自由主義作家“都是透過聶華苓的邀請才與臺灣文壇有了接觸, 身為編輯的聶華苓, 終于與臺灣自由主義傳統結盟, 也許是出于偶然。不過, 由于她的加入, 使得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顯得更為豐碩。自由主義自始至終都停留在爭取發言權的政治層面, 而聶華苓則把這種爭取發言權的努力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 從而在人文方面拓展了遼闊的版圖” (46) 。聶華苓自由主義的文學觀與編輯理念使得臺灣50年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反共文學”的局促格局。這種自由主義的理想終身影響著聶華苓的人生及事業。1964年聶華苓應美國詩人安格爾邀請擔任作家愛荷華“創作工作坊”顧問, 1967年與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40年間, 兩岸三地逾百名作家受惠于“國際寫作計劃”。“國際寫作計劃”成為華人作家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平臺, 這是聶華苓一貫的自由主義文學理念在海外的接續。1979年中美建交, “國際寫作計劃”舉辦“中國周末”, 20多位臺港大陸和美國作家應邀參加, 開設了兩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超越政治黨派成見, 中國文學在分流40年后首次匯流。聶華苓也因這一系列的“親共”活動被列入臺灣的黑名單 (47) 。

《桑青與桃紅》是海外漢學界研究華裔漂泊文學的經典讀本, 其出版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分裂”的樣本, 1970年在《臺灣聯合副刊》連載被腰斬, 后來陸續在中國臺灣、香港、大陸, 甚至新加坡出現8個版本, 版本之間面目不同, 且被譯為多國文字, 英文版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談四十年來的海外文學, 我想先從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談起,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本界定海外文學最恰當的作品。……桑青和桃紅是一個人的雙重性格和經歷, 桑青代表的是大陸, 桃紅代表的是海外。桑青的經歷———從抗戰時期到四十年代末北京易手、到五十年代的臺北———顯然是一個大陸知識分子從內陸到海外、從中心到邊緣的流亡歷史。” (48) 研究者的解讀重心從桑青移往桃紅, 無意中也透露一種認同的游移。聶華苓固然仍有“中國執念”, 依舊“感時憂國” (夏志清) , 但也在自覺完成自我以及民族的超越:“雖不能生根, 但仍可落地;而美國雖非故土, 但亦非異邦。” (49)

與宗璞、聶華苓的“進步”基調不同, 齊邦媛《巨流河》是憂傷的, 是“沒落”的, 具有哀而不傷、溫柔敦厚的悲劇品格?!毒蘖骱印樊斨锌坍嬜畛晒Φ亩际且恍?ldquo;沒落”的失路英雄:政治精英齊世英, 文化英雄朱光潛、錢穆, 戰斗英雄張大飛。對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外省人而言, 由于回到大陸成為幻影, 北歸無望, 南渡的歷史事實上成為一個移民史、流亡史, 一個文化變遷的歷史?!毒蘖骱印肥且粋€國民黨高層子女的回憶錄, 是家史, 也是齊世英在國民黨黨內地位、國民黨在臺灣地位的沉浮史。齊邦媛追溯父親兵變失敗, 一生渡不過巨流河, 書寫開始于東北終于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我在這場抗日戰爭中長大成人, 心靈上刻滿了彈痕, 至今仍無法原諒人類可以對人類這樣。但是, 這么大的痛苦我都經過了, 所以現在我不計較, 我幾乎沒有恨。” (50) 《巨流河》最后以“東北心臺灣情”的悲欣交集結束作者畢生的心愿。盡管《巨流河》是美麗憂傷的, 但作為時代的記錄者, 它又是有盲點的。齊邦媛戰時的校園生活置外于各種學潮, 沉浸于純粹的文學世界, 是否也是忘記了這個世界的另一種傷痛與傷痕呢?她40多年推動臺灣文學, 試圖以文學超越政治, 未嘗不是另一種文化政治。

無論如何, “南渡”是中華民族不應該遺忘的歷史傷痛, 治愈康復需要漫長的過程。三位作者以親歷者的姿態, 透過文學書寫展示了戰爭烙印在不同流亡群體心靈上的傷痕。“南渡”造成兩岸分裂, 形成不同的文學傳統, 發展出不同的審美文化心理。國家不幸詩家幸, 文學成就與進步、沒落無關, 讀者與時間才是最終的裁決者。兩岸文學書寫的相互參照, 才可能避免對抗性的“不見”與狹隘性的“偏見”, 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學格局。

結語從“南渡”到“離散”

如前文所述, “南渡”一詞內蘊南渡知識分子重返北方的文化意識與回歸路徑。但“遺民不世襲”, 隨著臺灣島內政權的本土化, “自立中心”意識的崛起, “南渡”的遺民意識逐漸淡化, 有后殖民色彩的“離散”“離散美學”“華語語系文學”成為顯學。“離散”論者主張遠離中心后的落地生根、文化自創, 拒絕被中心論述。更有甚者, 以“反離散”與中國大陸進行歷史性切割。“離散”等論調背后隱藏著危險的分離主義傾向, 試圖以文化差異性否定文化同源性, 割斷海外華人與中國本土的歷史情感與文化紐帶。這種分離主義的話語表述往往挪用西方后現代、后殖民理論似是而非的觀點, 引起國內學者持續的關注與論爭 (51) 。“去中心”“去歷史”“去文化”是漸進式分離主義的三部曲。因此, 尋找共識, 消除隔閡, 增強歷史文化認同感實屬必要, 而且應當。重提“南渡”, 透過文學文本的解讀, 重返大轉折時期的傷痕現場, 有利于復蘇歷史記憶, 進一步召喚民族身份與文化意識。追溯歷史大轉折發生的當場, 以“南渡”描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流離過程, 以“南渡”的知識分子主體———文化堅守者的形象, 反映他們在戰爭中的生命體驗以及精神軌跡更符合歷史語境。以歷史的理解與同情取代歷史的對抗, 繼而在現實層面上展開對話與溝通, 未嘗不是一個有效的路徑。

不可否認, 無論是“南渡”, 或是“離散”“反離散”, 都具有話語政治色彩。文學作品與民族文化傳統以及現實政治之間的文本互文性提供了歷史思辨的空間?!兑昂J引》《巨流河》《桑青與桃紅》代表“南渡”文學敘事的三種范式, 三位作者對“南渡”現代內涵的認知差異必然導致三種文本思想內涵的不同。此中差異不僅僅是個人人生遭遇、美學趣味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作者站在不同的黨派立場、文化立場對兩場戰爭的認識與評價, 也牽涉到現代以來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道路的選擇。傳統意義上的“南渡”有“華夷之辨”的內涵, 即經由南渡賡續中原文化正統。然而, 對現代中國人而言, 國共兩黨之爭不是華夷之爭, 而是共同面對西方現代化沖擊采取不同的回應方式?,F代意義上的“南渡”, 尤其是“二次南渡”對中華文化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思想資源和文化實踐經驗。鑒往事知未來, 歷史傳統、革命創新與中華文化賡續之間的關系是如何辯證地發展, 兩岸以及海內外的華人文史學者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和現實的課題。

從“南渡”到“離散”是中國大轉折時代造成的歷史后果, 也是全球化催生的新的文化現象。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扁平化的時代。??抡J為, 當今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同時性的時代中, 處在一個并列的年代, 這是遠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羅棋布的年代 (52) 。中國人 (含臺港澳) 離散定居也逐漸成為常態, 但這并不意味著身份的棄守。取消歷史深度以應對當下是可以理解的生存策略, 但如果以偏執為理性, 也可能導致無根的虛無。在離散中重建歷史向度、精神溯源, 回望文化原鄉不僅因為原生性的情感, 還源于全球化時代“無根感”惘惘的威脅。歷史虛無主義者無根的離散書寫也可能淪為所謂“世界公民”的精神挽歌。站在人性悲憫的角度回望事關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兩場戰爭, “南渡”文學敘事保留了兩岸戰爭文學書寫與討論的彈性空間。同時, 在一定意義上, “南渡”論述對海外學界少數華人學者拒絕中國認同, 有意識割裂中國歷史的某些觀點與主張形成必要的反表述, 在國際學術話語競爭中也頗具現實意義。

注釋(參考文獻):

1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云南師范大學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 (一) , 第284頁,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參見北京大學校友聯絡處編:《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2013年, 香港新亞研究所成立60周年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 溯源港臺文史哲。所長廖伯源認為, “一九四九年之變動, 對香港、臺灣學術界而言, 可謂‘北學南來’”, 而對整個中國學術界而言, 則是‘北學南移’, 實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之重大事件”。參見《北學南移:港臺文史哲溯源》, 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版。

4 1948年底, “四野”解放軍包圍平津, 遼沈戰役開始, 國民黨政府下令北大、清華等高校南遷。其后有所謂“搶救平津學人計劃”, 部分知識分子選擇赴臺或出走海外, 其中院士21人, 占26%。參見沈衛威:《胡適棄校南下與平津學人的去留》, 《新文學史料》2017年第1期。

5 參見黃萬華:《戰后二十年中國文學研究》, 第60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6 本文之“流亡學生”主要指抗戰爆發以后, 按照國民政府安排隨所在院校內遷的學生, 由淪陷區、戰區流亡到大后方的學生, 也包括隨清華大學教授、國民政府要員家族南遷的宗璞、齊邦媛。

7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 》, 第56頁, 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版。

8 參閱王德威:《后遺民寫作》, 麥田出版社2007年版。

9 《巨流河》雖是自傳, 文學色彩卻很濃厚, 《野葫蘆引》《桑青與桃紅》盡管屬于虛構性作品, 也都有很強的自傳色彩。

10 抗戰時期因應戰局變化和國民政府戰時部署, 幾乎所有高校 (約140所) 都進行內遷。但包括曾被譽為“東方劍橋”的浙江大學, 都未能獲得如西南聯大一般的聲望與影響力。參見覃紅霞碩士論文《抗日戰爭時期高校內遷探析》、徐國利《抗戰時期高校內遷概述》《關于“抗戰時期高校內遷”的幾個問題》、余子俠《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及其歷史意義》等論述。

11 國民黨官兵南渡以王鼎均回憶錄最為詳實精彩, 參看《回憶錄四部曲》, 三聯書店2013年版。香港50年代出現的難民小說也是因大陸戰事難民南渡影響所致, 參看趙稀方:《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小說》, 游勝冠、熊秉真主編:《流離與歸屬》,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版。

12 申曉云主編:《動蕩轉型中的民國教育》, 第239、240頁,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 陳立夫:《戰時教育方針》, 第220頁, 正中書局1939年版。

14 參見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 原刊于《教育雜志》第31卷第7號, 1941年7月10日。

15 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 第84頁, 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6 (19) (20) (37) (39) (40) 齊邦媛:《巨流河》, 第82頁, 第290頁, 第309頁, 第499頁, 第490頁, 第496頁。

17 齊邦媛:《巨流河推介語》, 天下文化2009年版。

18 (29) (31) [美]聶華苓:《三輩子》, 第143頁, 第626頁, 第632頁, 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版。

19 郁達夫:《戰時的小說》, 《自由中國》第1卷第3號。

20 原西南聯大學生鹿橋1945年完成長篇小說《未央歌》, 1967年在臺灣出版。

21 余光中:《憑一張地圖》附錄, 九歌出版社1988年版。

22 王鼎均:《反共文學觀潮記》, 《文學江湖》, 第83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23 黎湘萍:《從邊緣返回中心:黎湘萍選集》, 第137頁, 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24 黎湘萍:《文學臺灣:臺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象》, 第156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25 蕭乾:《湖北人聶華苓》, 《桑青與桃紅》, 第185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26 劉俊:《中國歷史·美國愛情·世界文學---聶華苓印象記》, 聶華苓:《三輩子》, 第621頁, 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版。

27 聶華苓:《浪子的悲歌 (前言) 》, 《桑青與桃紅》, 第6-7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28 參見《人民文學》“卷首語”, 2017年第12期。

29 (35) (36) 陳平原:《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第5頁, 第27頁, 第53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0 王德威:《“如此悲傷, 如此愉悅, 如此獨特”》, 《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1期。

31 王德威:《五十年代反共小說新論》, 張寶琴、邵玉銘、痖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第79頁, 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32 白睿文:《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麥田出版社2016年版。

33 陳曉明:《“沒落”的不朽事業》, 陳芳明、范銘如主編:《跨世紀的流離---白先勇的文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36頁, 印刻文學2009年版。

34 馬風《論宗璞的“史詩情結”---對〈南渡記〉文體的一點疑義》 (《文學評論》1990年第4期) 與曾鎮南《〈南渡記〉的評價與現實主義問題》 (《文學評論》1991年第1期) 對此有過論爭。卞之琳也認為小說“一開場就象放花炮一樣爆出了眾多人物”, 人物扁平化, 給人印象不深。 (《讀宗璞〈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 《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5期)

35 (46)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 第319頁, 第324頁, 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版。

36 姚嘉為:《放眼世界文學心---專訪名作家聶華苓女士》, 聶華苓:《三輩子》, 第611頁, 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版。

37 (49) 李歐梵:《四十年來的海外文學》, 痖弦、邵玉銘、張寶琴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第58頁, 第62頁, 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38 《齊邦媛〈巨流河〉縱寫時代史詩》, 《中國時報》2009年7月18日。

39 “離散”原指猶太人喪失家園后的遷徙、漂泊, 在后殖民、全球化語境中往往被挪用, 強調“去中心化”的邊緣活力, 拒絕宏大敘事, 主張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文化混雜與自創。華人學者史書美、王德威等主張以“華語語系文學”取代“漢語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等學術概念, 強調中國以外中文寫作在全球不同地理空間的在地性實踐, 在華人學術圈引起較大反響。國內學者趙稀方、劉俊、李鳳亮、朱崇科、湯擁華、李楊、劉大先等都先后參與論爭。

40 [法]米歇·傅寇:《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 (脈絡) 》, 陳志梧譯,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第392頁,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明文書局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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