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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七年”文學“分期”討論看“現代文學”的構造(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9-06 15:47:26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作為文學史的核心要素之一, “分期”問題受到關注。“分期”討論是對既已成型“歷史”的反思與質疑, 主要源自當下歷史處理的需要。“分期”在“十七年”成為人文學科的顯要問題, 史學界、文學界同時展開討論。從文學史來說, “十七年”“分期”討論直接導致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誕生, 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十七年”“現代文學”分期為考察對象, 既探討作為整體的“現代文學”如何確立自己的時間概念, 也考察其內部時間段落的劃分。當“現代”作為一個整體性時間概念時, 與它并置的是“古代”“近代”“當代”等時間概念, 它們之間的變化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從學科角度看, “現代文學”經歷了一個從重視分期到從現代往前回溯性研究的過程。在“分期”問題上互為參照, 反映出學科間權力的博弈與滲透關系, 因此無論是整體把握還是細部厘清, 考察“十七年”時期“現代文學”分期討論, 都具有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
現代文學; 當代文學; 古代文學; 近代文學; 古史分期;

Observ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Litera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iodization Discussion of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Tang Lei

“分期”在20世紀50年代的新 (現代) 文學史 (1) 中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并不是特例;此時期, 古代文學領域也正在“文學標準”和“歷史標準”的艱難抉擇中進行分期探討。1949年以前, 不可能有一本完整意義上的現代文學史, 分期問題無從說起;即便在看似“完結”的古代文學領域, 分期也是相對自由的, 有些史家按照自己的文學史觀做分期, 有些則是出于教學需要簡單劃分, 更多是按朝代更替自然劃分。何以在1949年后, 分期成為具有絕對意義的問題?作為文學和歷史的交叉地帶, 文學史對于“分期”的重視, 恐怕少不了史學界的影響帶動。彼時, 史學界正在進行被譽為“五朵金花”之一的“古史分期”大討論。20世紀50年代初期, 郭沫若根據殷墟考古發掘材料, 提出“古史分期”問題, 迅速引起熱議。所謂古史分期主要探討的是“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 然而這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 早在20世紀20年代爆發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 郭沫若就率先提出了這一問題。其時, 各派學者爭論著歷史問題, 指向的卻是中國的現狀, 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同樣的, 50年代的“古史分期”討論雖然看上去觀點眾多, 但也不是簡單的學術研究。隨著討論展開, 各方爭執不下, 有研究者向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提出請中央決定誰對誰錯。陸定一覺得學術問題應該由歷史學家自己決定, 1956年在頤年堂開會時, 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情況和自己的意見, 這次會議上, 便據此形成了對科學工作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 (2) 。作為文化政策形成的重要契機, “古史分期”的熱度在“十七年”里居高不下, 本來這場學術討論從1952年開始, 到1956年下半年已逐漸“散熱”。然而“雙百方針”號召在前, 郭沫若充當“推手”, 連發數文, 迅速扭轉情勢, 重新將討論推向頂峰。從1956年7月開始到1957年上半年, 《人民日報》多次發文報道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史學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鼎盛態勢。今天來看這場“爭鳴”, 各家觀點并無本質區別, 均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的“經典”論述及《聯共 (布) 黨史》關于五種社會發展形態的論述為基礎, 不少討論是為了配合“雙百方針”的推行而展開爭鳴。此時在教育部頒布的歷史教學大綱中, 已明確規定按照五種生產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 結束了1956年之前“非馬克思主義的分期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期并存”的多樣化局面,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法成為唯一的標準。不僅如此,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 以郭沫若等為代表的戰國封建說成為官方的主流標準, 其他各派雖存在, 只是非主流的學術觀點 (3) 。表面上爭鳴不已, 但實際工作中, 大家都自覺遵守主流觀點。1961年北大歷史系接受“文科教材會議”委托, 撰寫《中國史綱要》, 作為主編的翦伯贊在古史分期問題上, 認為作為學術問題, 理應百家爭鳴;但編寫教材, 還是使用統一表述為好, 打算采用郭沫若的觀點。后來還是陸定一鼓勵翦伯贊, 既然他做主編, 就可以按自己素來主張的“西周封建論”來寫 (4) 。由此可見, “分期”之所以在1949年后成為顯要問題, 不純粹因其學術價值主導;而分歧眾多也并不意味著學理上的“爭鳴”真正展開。“古史分期”問題的提出, 無疑會給文學研究以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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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新文學史研究中“分期”問題的凸顯, 除了史學界的帶動作用, 學科內也早有示范, 《中國新文學大系 (1917—1927) 》 (下稱《大系》) 的斷限就是一次經典操作?!洞笙怠纷畛踉谄鹩櫮晗奚洗嬖诜制? 阿英主張時間“從五四到五卅”, 前后差不多九年, 作為文學革命期;鄭振鐸不同意阿英的說法;最后趙家璧請茅盾定奪, 茅盾表示“五四”和“五卅”不過表示了里程碑作用, 看似熱鬧, 而嚴格算來這六年間實際作品并不多, 不如定為“五四”到“北伐”, 并且很多重要作品在“五四”之前也已經出現了, 所以從1917到1927, 十年斷代是沒有毛病的 (5) 。僅從時間上來看, 阿英的“九年”和茅盾的“十年”相差不遠, 但相比阿英的“文學革命期”, 茅盾的“十年”斷限卻得到編者的一致首肯。是因為它既依據中國社會歷史的重大事件來劃分時段, 又避免了激進的意識形態傾向, 表述上也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和接受習慣, “尤為關鍵的是, ‘第一個十年’長短適中———太短則無法充分顯示新文學的‘實績’, 太長則難以從整體上加以把握, 作為一段‘始源’式的業已結束卻又尚待闡明的特殊的歷史時空, 為立于當下的歷史敘述創造了廣闊的話語空間, 它不僅包含著‘新文學發生’的全部秘密, 而且構成了‘新文學發展’的基本起點, 同時也上升為衡量‘新文學前途’的價值標準” (6) ?!洞笙怠返木幾胧紫仍醋员娋幷呦M麑⑦@段時空“歷史化”處理的共同愿望, 這是差異得以共生的基礎, 通過在不同政見、文學觀念間恒定地把握現代性的價值立場, 在文學史進程中斷裂出一段時空, 賦予它“經典性”的合法地位, 并使之自然化, 具有可復制性。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場, 盡可能廣泛地囊括文學發展流變的過程, 不以重大政治事件本身作為分期的標準, 甚至有意淡化, 因此, “第一個十年”比“‘五四’到‘五卅’”的說法表現出更小的功利性, 更容易被接受?!洞笙怠返奶幚頍o疑是一種成功的示范, 它說明了完全可以通過對時間的控制使歷史“經典化”。

一在與“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的交叉中考察“現代文學”的時間定位

“現代文學”是如何被確定的, 首先需要將其放置在更大的時空中考察。1949年后, 同現代文學一起進入歷史新階段的還有終結的“古代”、曖昧不明的“近代”。此時期, 古代文學和近代文學都以五四以來新文學為最高準則改寫自己的歷史, 改寫的一種就是在時間上與現代文學接續, 比如“中國文學史”這個概念的變化。原則上來說, “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 囊括“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各階段。在五四新文學發生的當時, 現代文學還只能是“附驥”式的出現在古代、近代文學史的后面, 無法形成獨立體系, 當時不少版本的中國文學史就都包括了新文學部分, 像陸侃如、馮沅君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隨著1949年后現代文學學科建立, “現代文學”逐漸從“中國文學”中脫離, “中國文學史”約定俗成地等同于“古代文學史”, 另一批新的研究者正積極為現代文學作史。盡管已經形成了清晰的學科觀念, 仍有一小部分研究者將“現代”部分放進了“中國文學史”的整體中,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和研究員曹道衡都有相關論述 (7) 。將“現代”融入“中國文學史”, 首先和文學研究所的定位與任務有關, 作為國家級文學研究機構, 文學研究所打算編寫一套權威的中國文學史, 涵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當時所里負責實際工作的副所長何其芳表示, “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國文學史, 最初的出發點倒是為了現在的” (8) , 希望在古典文學史的研究中提高當代文學批評的能力。五四新文學中成長起來的何其芳希望在古典文學領域為新中國文學尋找新的突破口, 這種“古為今用”的想法在當時并非個例, 因此“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涵蓋五四新文學以來的部分并不突兀。其次, 和“現代”建立聯系是此時期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心聲。1949年后, 處在邊緣地位的古典文學研究一直試圖參與到當代文學建設中來。陸侃如、馮沅君在談到“文學史的任務”時表示:“文學史將幫助我們從豐富的遺產中吸取養料, 獲得新的力量, 來更好地創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 (9) 而二人在1949年后重新修訂的《中國文學史簡編》 (10) 更是在“結語”部分增設了一小節“今后的展望”, 從五四運動一直談到1949年后兩次文代會的盛況。

如果說古典文學領域將“現代文學”容納于“中國文學史”整體中, 還是一種單向的行為, 那么“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就是雙向的趨近了。“近代文學”在“十七年”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因其特殊的時空位置, 在文學史上長期處于“兩不管”狀態, 古代文學史將其放在晚清部分, 簡略帶過;而在新文學研究者看來, 五四和晚清文學改革運動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不是一脈相承的, 五四文學革命是在晚清文學改革運動萎縮、退化和偃旗息鼓之后, 以更激進、徹底的姿態, 要求文學從思想內容到語言形式都進行現代化的一次文學運動 (11) , 因此作為被五四新文學所揚棄的“近代”進入新文學研究者的視域并不順利。和史學界在近代史領域轟轟烈烈的開拓比起來, 20世紀50年代初文學界對于“近代”反應冷淡。但同時《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于近百年的歷史“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 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12) 的論述又讓“近代文學”自然地與“現代文學”匯合了。先是鄭振鐸將“1840年—1949年”合稱為“近代期, 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 將“現代文學”劃入“近代文學”范圍 (13) , 理由不言而喻, 是以《新民主主義論》中革命性質的論述為標準的分期。從現代文學研究方面來說, 1956年劉綬松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增添“附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簡述 (一八九八———一九一七》一章, 這是1949年后“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一次走進新文學史。吊詭的是, 劉綬松一方面指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研究對于新文學來說是完全必要的, 它是五四新文學的歷史根源,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或無產階級現實主義) 的中國新文學, 沒有疑問地, 它是以中國文學中的古典現實主義為其主要來源的”;另一方面又通過向近代回溯來說明誰是五四新文學的“真正領導者”, 指出胡適發表的文學主張“幾乎全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已經有過的”, 從而證明胡適并不是五四新文學的領導者 (14) 。在敘述的矛盾中不難看出, 劉綬松對“近代文學”入史的真實態度, 首先是用它來證實馮雪峰在《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一文中的觀點, 將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源頭安放進古典文學;其次, 通過對比胡適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主張, 來說明胡適并未超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理論高度, 因而不可能領導五四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運動, 與此時期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合拍;只是在這個論證的過程中, 劉綬松卻把自己認為“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有著本質差異的真實態度暴露了出來。

從“中國文學”“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交叉關系來看, 在新的歷史階段, 新 (現代) 文學早已不是附驥之蠅了, 但也絕不是在真空中培育出來的, 它時而被囊括在別的時段中, 時而又主動向其它時段趨近, 有時同一段時空被賦予不同的名稱, 有時同樣的名稱指向的卻是不同的時段。當我們把研究范圍擴大時, 就會看到有關“現代文學”斷限的更多可能。從鄭振鐸對于“中國文學史”和“近代文學”的解釋, 能夠看到此時處于邊緣地位的古典文學正抱持著毛澤東有關“文學遺產繼承”的論述, 不斷向仍在發展中的新文學尋求資源, 試圖鞏固地位, 努力使研究合法化、擴大化。從歷史的階段來說, 古典文學是現代文學的源頭, 但是從鄭振鐸的命名和分期來看,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對于古典文學形成了一種逆向哺育的關系, 新文學成為古典文學的“源頭”, 因此, 不論是將“現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史”的時間框架內, 還是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五四新文學”歸納為同一個歷史階段, 都是通過對時間的控制來改寫擴大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但此時期, “現代文學”也并不是與其它學科絕緣地、獨立發展著, 劉綬松將“近代文學”處理成新文學的源頭, 在實際敘述中將時間向前推進, 這是對于經典論述的積極回應, 也是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趨勢。

二“當代文學”的出現決定了“現代文學”的時間下限

然而, 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近代文學”, 它們還只是從學科外部保持與“現代文學”的關聯, 對于“現代文學”時間的穩定性難以造成實質影響, 真正與“現代文學”保持血肉聯系的是1949年以后的“當代文學”。從“十七年”出版的新 (現代) 文學史來看, 不少版本的文學史都將1949年以后的文學視為新 (現代) 文學的一部分或新階段。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下冊) 文末就專門附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章, 記述了各地文代大會的召開, 文藝界的歷次批判等內容。這之后, 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孫中田等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復旦大學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 都將1949年以后的文學作為現代文學予以記錄。

“現代文學”之成為確定的時間概念, 幾乎和當代文學同時發生。1957年頒布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中第九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文學 (1919—1949) ”不僅明確斷限, 還在內容中提出了“現代文學”的概念。這份《大綱》是1954年教育部及相關部門組織高校和教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共同編寫的, 作為文學史教科書編寫的依據。在《大綱》之后出版的文學史基本都以“現代文學”命名 (15) 。事實上, 作為學科, “現代文學”至少在1953年就已經出現了。1953年8月, 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召開文史教學大綱討論會, 會議審定了20種教學大綱, 其中就包括“中國現代文學” (16) 。而“現代文學史”的概念在1949年前也已經出現了 (17) , 只是當時的“現代文學”和現在的概念有明顯的時間差距。在1957年《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出版前和差不多同時出版的只有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和孫中田等人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采用了“現代文學”的說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 此時期, 使用“現代”概念一方面是因為20世紀50年代正是“冷戰”陣營的那一方美國提出“現代化”理論的時期, 由此展開兩大陣營的競賽, 那是一個“現代意識”極度膨脹的年代;另一方面, 從當時翻譯自蘇聯的文藝理論參考書來看, 50年代開始普遍地用“現代文學”來指稱20世紀的世界文學。因此, 從50年代后期開始, 普遍采用“現代文學”取代新文學, 是為了突出中國文學進入“現代世界”的涵義, 并且和50年代后期左翼話語的進一步激化聯系在一起 (18) 。從孫中田等人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也能讀出這種與世界接軌的時髦意味。這本文學史“緒論”的最后一部分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意義”, 作者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是屬于全世界的進步文學范疇的, 它以其自身的先進性, 加入了世界進步文學的行列”。接下來還強調了中國現代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 總之中國現代文學“是以蘇聯文學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一個組成部分” (19) ??梢? 丁易和孫中田的“現代”還不是和“當代”相對應的時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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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洪子誠所說“現代文學”的出現是為了給1949年以后的 (當代) 文學留出位置, 因此作為時間概念, “現代文學”實際上是由“當代文學”的確立決定的。將“1949年以后”從“現代”中徹底剝離, 源自1949年后十年時間段落的出現, 這是為國慶十周年獻禮而提出的特定時間段, 當時文學界形成了為1949—1959文學做總結的風潮。1959年10月《文學評論》以“慶祝建國十周年特輯”為欄目發表了一組文章 (20) , 其中毛星的《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展的一些理解》從新作家隊伍的組建、新題材、新內容、新風格、新形式上介紹了文學的變化, 對十年來文學進行了一次總結。1960年1月, 《文學評論》上突然發表了少知《對〈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見》和何其芳《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兩篇文章;無獨有偶, 同年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林默涵《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一文, 點名批評了《文學知識》編輯部刊發的《歡呼新中國文學的重大成就和發展》?!段膶W評論》和《文學知識》都是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刊物, 少知和林默涵的文章引發了所長何其芳的《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少知在文章中批評毛星“僅僅看到了文學在這十年中光輝成就的一部分, 而把最美的、主要的一部分忘掉了或者‘記不清楚’”。毛星忘掉和“記不清楚”的是哪些內容呢?大致包括1956、1957年文學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大論戰,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創造出的小小說和新民歌等文學形式。而林默涵也在文章中批評有些同志對于這一連串斗爭采取了“旁觀的態度”, 缺少“應有的憤怒”, “對思想斗爭的意義輕描淡寫, 略表幾句, 相反倒強調地反對思想斗爭中的或讀者討論中的簡單化和庸俗社會學的個別現象”。何其芳“檢討”了《文學研究》和《文學知識》雜志上刊登的幾篇文章以及自己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文學藝術的春天》一文, 檢討這幾篇文章對于1949年后的文學做了不切實際的估計, 忽視文藝界進行過的思想斗爭。幾篇文章“還只是從文學本身去肯定, 而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充分估計我們的文學的意義”, “我們的文學完全是一種新型的文學, 人類的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文學。它是過去任何時代的文學都無法比擬的。它的這種根本性質已經超過了過去的一切文學。”

上述批評和檢討說明了一些問題:首先, 對1949年后“十年”的總結不只是簡單的文學作品梳理, 除了作為國慶獻禮的贊美之辭外, 還需要反映十年來兩條道路的斗爭?!段膶W藝術的春天》里, 何其芳將重心放在贊美, 用“也曾經歷過播種、除草、除病蟲害這樣一些工作”的比喻來描述經歷的思想斗爭。1949年后第一個“十年”文學作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相應的產物, 拘泥于文學內部的探討, 就可能被指為階級斗爭觀念薄弱。廬山會議后, 年初相對輕松的學術環境重新變得嚴峻, 文學研究所發表的這組文章表現出一派祥和的態度就顯得不合時宜。文章中將十年來文學中存在的庸俗社會學和簡單化傾向等問題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修正主義錯誤等同視之, 做出文藝界的主要問題是前者而非后者的判斷。事實上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 周揚已經對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錯誤定性, 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及其它各種錯誤是可以克服的, 最嚴重的是修正主義錯誤。文學研究所自述對此理解不夠深, 忽視了八屆八中全會的指示, “因而不能正確地估計文學方面的形勢, 正確地提出今后的文學工作的任務” (21) 。

其次, 何其芳等人對于1949年后第一個“十年”文學成就的評價顯得保守。何其芳在《文學藝術的春天》中將其和五四新文學做比較, 認為“在對于生活的發掘的深刻、概括的高度、典型人物的創造、藝術形式和藝術技巧的成熟等方面”還需要向五四學習。何其芳將其看作“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一個階段, 認為二者是接續的關系。此時期中央對于文學的認識已經從“新民主主義文學”進入到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新階段。毛澤東在修改《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表明, 在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完成后, “一支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大軍正在建成, 它跟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軍的建成只能是同時的, 其生產收獲也大體上只能是同時的。這個道理, 只有不懂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才會認為不正確” (22) , 很清楚地表明隨著中國社會革命的性質的改變, 文學藝術的性質也要發生變化, 從五四新文學到社會主義文學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 無論從社會性質、斗爭階段上來說, 社會主義文學都處在更高階段, 是超越和替代性質的。因此, 1958年以來為了更好地配合“大躍進”運動, “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并且為將來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準備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 (23) , 在文藝上建設與社會、經濟制度相匹配的“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伴隨著1949年后第一個“十年”時間節點的提出, “社會主義文學”的表述也越來越成熟, 邵荃麟在《文學十年歷程》和周揚在第三次文代大會的發言中, 都明確將它和“社會主義文學”概念鉤連。這種處理方式和《大系》“第一個十年”的敘述同樣富有策略性, 通過賦予其時間意義, 將“社會主義文學”迅速“歷史化”, 同時這種圓融又所指清晰的表述既符合中國式的思維和接受方式, 也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 而這個階段也正是“當代”文學脫離“現代”的關鍵節點。“建國十年”的敘述不能僅僅是歷史橫截面的鋪排, 更是一種縱向的展開, 對于這個新的歷史階段, 正如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明確表示的, 今天必將“創造出比過去任何時代的文藝更為偉大的、新的文學藝術的高峰” (24) , 社會主義文學終將超越五四新文學的邏輯讓“當代”呼之欲出。那么, 何其芳等人對于“建國十年”文學的評價就顯得過于保守了。應該說, 隨著“建國十年”概念的提出, 1949年以后的文學逐漸從“現代文學”中剝離出來, 直至發展為“當代文學”概念;與此同時, “現代文學”開始閉合, 成為封閉的時間概念, 由“建國十年”開啟的“當代文學”決定了“現代文學”時間的下限。

三對于“現代文學”內部分期的考察

“現代文學”的分期問題, 除了要確定這個時間整體的定位外, 還需要對它的內部分期做分析。“十七年”出版的幾乎每一本現代文學史都有自己的“分期”, 且爭議不斷。歸納起來, 有這么幾種:兩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 (25) 。

兩分法: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文學史教研室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 (初稿) (1961年出版) 分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 (1919—1942) 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新階段 (1942—1949) 。

三分法: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 (1955年出版) 分為:從“五四”前夕到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 從1927年經過抗日戰爭初期到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 從1942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三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文中分為:“五四”—1927, 1927—1937, 1937—1949。 (26) 1958年“拔白旗, 插紅旗”口號提出后, 高校青年學生集體編著文學史開始出現,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復旦大學中文系和吉林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均分為三期, 前者是1919—1927, 1927—1942, 1942—1949;后者是1917—1927, 1928—1941, 1942—1949。

四分法: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1951年出版) 最早采用了《新民主主義論》的分期法。文學史第一期1919—1927, 對應《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第二兩期, 并且特意指明了為什么不在1921年分期。王瑤認為《新青年》在“五四”初期承擔了重要任務, 但作為綜合性的文化批判的刊物, 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照顧到文學, 所以這兩年沒有必要劃分為獨立的時期;文學史第二期1927—1937, 對應《新民主主義論》的第三期;文學史第三期1937—1942;文學史第四期1942—1949, 即自《講話》發表到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1957年公布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也采用此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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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法:“五分法”最早的版本來自老舍等人制定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 (初稿) 》 (1951年發表) , 分為五個階段:五四前后———新文學的倡導時期 (1917—1921) , 新文學的擴展時期 (1921—1927) , “左聯”成立前后十年 (1927—1937) , 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 (1937—1942) , 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到“全國文代大會” (1942—1949) 。圍繞《大綱》“分期”, 引發爭議。王西彥提出了自己的五段分期:1.“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 (約從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 ”, 2.“新文學的勝利和擴展 (約從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 ”, 3.“革命文學及其逆流 (約從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 ”, 4.“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戰文藝 (約從一九三五—一九四二年) ”, 5.“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與新的人民的文藝 (約從一九四二—一九四九年, 即全國文代大會的召開) ” (27) 。韓鎮琪的五段分期是:1.“五四運動后新文學的蓬勃發展時期 (一九一九—一九二七) ”, 2.“‘左聯’成立前后十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 3.“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 (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 4.“由‘座談會講話’到‘八·一五’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 ”, 5.“人民解放戰爭時期, 最后全國文代大會召開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 (28) 。同樣采用“五分法”的還有李何林在中央文學研究所開設的“新文學史”課程:“五四時代” (1917—1925) , “左聯成立前后十年” (1926—1936) , “抗戰前期” (1937—1942) , “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至文代大會” (1942—1949) , 其中1926—1936時段, 李何林又有“前五年” (1926—1931) 和“后五年” (1931—1936) 的細分, 因此總共分為五期 (29) 。除此之外, 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也分作五期:1917—1921, 1921—1927, 1927—1937, 1937—1945, 1945—1949。

七分法:任訪秋分作三期六個階段:“第一期, 文學革命的前夜。第二期, 從文學革命運動到延安文藝座談會;這一期又分為四個階段, 即 (一) 五四前后到五卅。 (二) 五卅到九一八。 (三) 九一八到七七。 (四) 七七到文藝座談會。第三期, 從文藝座談會到第一次文代大會。這一期又分兩階段: (一) 從整風運動到日寇投降。 (二) 從日寇投降到全國解放。” (30)

嚴格意義上來說, “十七年”時期公開出版的現代文學史, 從分期來看, 幾乎都不一樣。自1951年第一份教學大綱公布以來, 關于“分期”就存在不少爭論, 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時間點。

首先, 文學史的起點究竟是哪一年?官方的表述是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對應《新民主主義論》的說法———1919年, 但是不少史家仍劃在了1917年。1951年老舍等人制定的《教學大綱》一頒布, 就被質疑為什么比《新民主主義論》的分期早兩年。“根據什么早走這兩年, 教學大綱沒有說明, 我們不便猜測, 可是我們由大綱第一編的章節里可以看到, 這兩年主要是指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文學革命’, 也就是說, 教學大綱是把這個‘文學革命’提高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革命’, 做為新民主主義文學的‘倡導時期’”, 這就是“對文學本質的認識的問題了。” (31) 當時作為教學大綱制定者之一的李何林作了回應, 指出五四不是突變、質變的, 它需要一個前期的醞釀過程, “五四”之前還有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和十幾篇《隨感錄》, 如果以“五四”為起點, 這些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李何林用《新民主主義論》的經典論述“五四運動, 在其開始, 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他們是當時的右翼) 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來解釋, 但最后又表示并不堅持, “是否可以擴大為‘五四時代’呢?因為實際上還是要從一九一七講起, 王瑤先生的《史稿》就是例子” (32) 。李何林的窘迫在當時具有一定代表性, 如果堅持以1917年為起點, 就可能上升為立場問題, 因此史家在敘述時盡量使用“五四前后”“五四時代”“五四時期”這一類詞語, 或者如王瑤本文學史那樣直接以1919年為起點, 但在實際敘述中向前追溯。到了后期, 一些編者揚棄了資產階級文化改良運動, 如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集體編著的文學史都明確將起點放在了1919年。

其次, 究竟以1942年還是1945年作為分界線。早期一些史家將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作為分期界限。比如韓鎮琪質疑1951年《教學大綱》, 認為應該在1945年“八·一五”斷限, 李何林在回應時指出, “其實, ‘八·一五’前后蔣管區的新文學并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 至于解放區的新文學運動, 更不能用“八·一五”來劃分界限。“《講話》在蔣管區發表以后, 由于反動統治的種種限制, 毛主席的文藝方向雖然沒有起很大的作用, 但他的文藝思想實在有不少的影響, 它領導著蔣管區的文學運動在發展進步, 以迎接解放。所以無論就蔣管區或解放區的文藝發展的情況來看, 一九四二年的《講話》, 都是以后的新文學劃時代的界碑!” (33) 。如果說李何林的解釋主要是說明了1945年抗戰勝利作為分期的“不可行”, 那么《中國新文學史稿》則著重對于1942年作為分期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述, 《中國新文學史稿》證明了1942年《講話》不僅是解放區文藝的分界線, 也是國統區文藝的分界線。1941年“皖南事變”后, 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完全暴露, 一切有民族意識和希望抗戰勝利的作家都對國民黨感到了失望與痛恨, 此時“毛主席的著作經常秘密而又普遍地流傳于國統區, 新的文藝方向大大鼓舞了作家們追求進步與光明的意圖, 因而也有許多思想性很強的作品”, 雖然國統區的作家沒有直接與工農兵結合的方便和條件, “但群眾的民主運動也經常地用文藝作品和文藝的形式作為武器, 作家們并不是沒有戰斗的任務和崗位的”, “因此這七年中基本上是新文學獲得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領導的時期” (34) 。

此外, 史家們的分期在一些具體的時間上還存在分歧, 但是并不構成本質區別。比如李何林斷限時選擇了1936年而不是大家通常選擇的1937, 原因是1936年“兩個口號”的論爭基本宣告結束, 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得到了清算, 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具體表現就是《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蔡儀在《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中同樣也選擇了1936年作為斷限, 以“雙十二事變”作為抗日統一戰線形成的節點。而王西彥則選擇了1935年《八一宣言》發表斷限, “有了這偉大的《八一宣言》和紅軍北上抗日的行動, 才有偉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 自然也才有文化界和文藝界的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同時, 我認為, ‘七七’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但在文藝運動上, 抗戰文藝和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分的。” (35)

細數下來, 這么多本文學史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的分期, 可謂“百家爭鳴”, 但是從“差異”中感受更多的卻是共性。“十七年”的分期無一例外都和《新民主主義論》聯系在一起, 差別源自個人對于“經典”論述的理解。史家們并沒有掩飾他們以政治歷史分期為標準的意圖。“如所周知,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 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機的部分, 它的發生和發展是和整個革命運動的發生和發展相一致的。所以, 中國新文學史上各個時期的劃分, 就應該依據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各個歷史時期的劃分來進行。這樣的分期, 才符合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實際。” (36) 第二次文代會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創作與批評的最高準則后, 不少文學史中又都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線, 將中國現代文學史看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生、發展、壯大和成熟的歷史”, 當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仍然是“被中國現代革命歷史的性質所決定的, 是中國現代革命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要求的反映” (37)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史家們放棄了文學標準, 他們總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前后尋找文學上對應的節點, 有時這種對應顯得牽強, 只能夸大一些文學現象。例如, 新文學運動初期,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對文學產生的影響并不明顯,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對于文學能否算一個重要分期, 在當時存在爭議, 但是不論是否以1921年共產黨成立作為文學分期, 史家們對于這一段歷史都沒有回避, 張畢來是最先在“1921”斷限上做出貢獻的研究者, 他在《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里, 選取了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等人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學理論著作, 來說明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直接地、間接地對于新文學的重要引導作用。其實, 這幾位作者發表的大多不是文學主張, 但是張畢來的研究卻是開拓性質的, 填補了文學史上的“空白”, 一經論證, 原本比較猶豫的1921年斷限變得合理, 后來不少文學史都采用了這種分期法, 即便不以1921年斷限, 也都注意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于新文學的直接影響。同樣的, 有些被當作分期節點的政治事件在文學上的反映并不明顯, 為了不讓分期隔斷, 研究者常使用“不久”“馬上”一類的詞語, 緩解時間的焦慮。比如張畢來在《新文學史綱 (第一卷) 》中寫到馬克思主義一傳入中國, “它馬上在文化思想界起了推動作用”;劉綬松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將1921年共產黨成立對于文學上的影響描述為, “黨在它成立后不久的時候, 就開始注意到整個革命事業中有機組成部分的文學事業”。

因為分期的敏感性, 一些史家會采用虛化、模糊的方式使表述看起來更穩妥, 其實無論是清晰地劃分, 還是模糊地帶過, 作者的真實意圖都會在對時間的分割中表現出來。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 (第一卷) 》分期比較特殊, 采用“從一九一八、一九到一九二七、二八的十年間”斷限, 說明作者明白分期不可能精確地“一刀切”, 選取節點向前向后輻射, 劃定大致范圍, 既避免了生硬劃分的支離破碎, 也沒有刻意強化五四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政治意義, 在與政治的間離中, 整理出文學脈絡。從具體分期來說, 張畢來把這十年分為“新文學的五四時期”與“新文學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兩個時間段:“‘五四時期’, 是指一個起訖不很明確的時期, 即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標志的一個時期;大約從一九一八、一九前后到一九二二、二三之間”;“‘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 指的是以北伐戰爭為標志的幾年, 大約從一九二三、二四到一九二七、二八的一段時期”, 作者對于時間的敘述, 看上去沒有什么野心, 模糊邊界代替精密切割, “一九一八、一九前后”的說法既沒有將1917排除在外, 也避免了紛爭。盡管作者在“分期”上顯得漫不經心, 但在實際的敘述中卻嚴守界限。張畢來的文學史是以馬克思主義在文化思想領域和文學領域的傳播為主線展開的, 將五四運動前的文化思想分為“妥協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急進的革命思想”, 前者以胡適為代表, 后者以李大釗、惲代英、魯迅和陳獨秀為代表, 起關鍵性作用的是后者;將前者作為不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派排除后, 張畢來詳盡地論證了1918年對于新文學的重要性。他指出直到1918年, “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播到中國來, 共產主義才在中國快速傳播、生長, 在思想界發生作用。但是張畢來自己也承認五四時期“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在文學領域直接地指導創作活動”, 直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才在文學領域產生直接作用。張畢來對于1918年的詳盡描述, 以及他清晰認識到以馬克思主義傳播為主線的“誤差”說明了對于分期的考察, 不能僅注意表面的劃分, 更需要在具體的闡釋中辨析作者真實意圖??此坪姆制? 可能隱藏著作者的用心。同樣的, 吉林大學中文系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也存在“誤差”, 分為1917—1927年、1928—1941年、1942—1949年三段, 三段分期間存在時間“盲區”, 因為文學史的劃分大部分以具體事件為界標, 通常會將上一段的下限處理為下一段的上限, 否則, 1927到1928、1941到1942之間一段被遺忘的時光不好解釋。但是從這本文學史的敘述來看, 時間“盲區”還不僅是分期不嚴密的問題。比如文學史的第一段下限劃在1927, 對應《新民主主義論》的劃分, 采用的是政治標準;但是第二段的上限從1928年開始, 強調1928年“革命文學”再次提出引起的論爭, 采用了文學標準, 敘述中無力將兩種標準結合起來, 純粹是為了分期而分期。作者也感覺到了分期中存在的不合理, 在第二版中索性取消分期, 只用“五四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前期”這樣一些時間概念來代替。

從幾本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來看, 分期總體趨于簡化, 早期段數多, 越到晚期段數越少, 進入20世紀60年代甚至出現了吉林大學中文系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第二版) 那樣完全不分期的現象, 用自然時間順序來代替分期。其實, 現代文學分期的簡化、弱化在此時代表了整體趨勢, 1949年以來對“分期”問題傾注較大熱情的古代文學領域也同樣出現了分期簡化、弱化的現象。60年代古代文學出版的兩套《中國文學史》中都簡化了分期, 其中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文學史僅從社會形態分“封建社會以前文學”和“封建社會文學”兩個大時期;另一套由游國恩等人編著的文學史也在前言中說明了分期的困難, 因此主要以封建王朝來劃分, 游國恩本人曾積極參與過20世紀50年代古代文學史分期討論, 并做出自己的分期??梢娺M入60年代, 無論是現代文學, 還是古代文學, 研究者都趨于淡化分期, 用更自然的時間關系去代替“分期”。這種從復雜分期到簡化分期, 從“作為”到“不作為”的發展規律本身就說明了一些問題。“分期”問題從1949年之前的任意自由到1949年后成為顯要問題, 從強調到弱化, 既是學科內與學科間進行資源調配的手段, 也是研究者探測的標尺, 在各種主動與被動的時間依附與剝離中, “現代文學”面目逐漸變得清晰。“分期”的出現與消失都是身處“當下”的研究者“重寫文學史”的策略, 只是如任訪秋所說的, “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有一個特點, 即一般的都由客觀現實決定了政治斗爭的方向。由于政治的要求決定了文藝理論的方向, 而理論又領導了文藝創作, 所以“五四”以后, 大抵是理論領導創作, 同時創作也后于理論” (38) , 當研究者確定了“政治斗爭→文藝理論→文藝創作”的生產模式, “分期”討論就只能是有限度的爭鳴。那么無論是選擇“五卅”“九一八”“七七”一類政治界標, 還是選擇“左聯”成立、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一類所謂的文學界標, 都是沒有實質區別的 (39) 。只是隨著“當代文學”的確立, 從時間上將第一次文代會這樣的文學界標排除在外, 歷史能留給研究者的空隙已然不多, 有關時間的焦慮與惶惑也隨之煙消云散。

注釋(參考文獻):

1 “現代文學”和“新文學”的使用上時有交叉, 當表示整體性時間概念和學科時, 通常使用“現代文學”。

2 參見陸定一:《“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 《光明日報》1986年5月7日。

3 參見劉林海:《論中國歷史分期研究的兩次轉型》,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1期。

4 參見孫家洲:《“古史分期”與“百家爭鳴”》, 《炎黃春秋》2007年第5期。

5 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 《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

6 羅崗:《“分期”的意識形態---再論現代“文學”的確立與〈中國新文學大系 (1917-1927) 〉的出版》,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年第2期。

7 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和曹道衡的《試論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里都有相關論述。

8 何其芳:《〈論《紅樓夢》〉序》, 《何其芳文集·第五卷》, 第383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9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稿 (一) 》, 《文史哲》1954年第7期。

10 參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 (修訂本) ,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1 參見王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1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 第802頁,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參見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文學研究》1958年第1期。

14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下) , 第319-320頁,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5 1958年之后不少著作都采用了“現代文學”的說法。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文學教研室編輯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輯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 吉林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輯的《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 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文學史教研室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 (初稿) 等都已經明確使用了“現代文學”概念。

16 《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 (1949-1981) 》, 第510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17 1949年以前已經有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和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

18 參見賀桂梅:《“現代文學”的確立與50-60年代的大學教育體制》, 《教育學報》2005年第3期。

19 孫中田等:《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卷) , 第31-34頁, 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0 包括毛星《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展的一些理解》, 吳曉鈴、胡念貽、曹道衡、鄧紹基《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和整理工作》, 卞之琳、葉水夫、袁可嘉、陳燊《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 鄧紹基《老舍近十年來的話劇創作》, 卓如《試談李季的詩歌創作》幾篇文章。

21 何其芳:《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 《文學評論》1960年第1期。

22 毛澤東:《對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的批語和修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七冊) , 第94-95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23 陸定一:《陸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 第11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24 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 第71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25 這里的分期有些是文學史分期, 有些是用于教學的課程分期, 有些是研究者個人觀點, 具有一定代表性, 也摘錄于此。另外, 有些史家在大分期中又做了小分期, 統計時, 將小分期也算作獨立的階段。

26 耀東、毅伯、冠星、建領:《三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文學研究》1957年第2期。

27 (35) 王西彥:《關于〈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 (初稿) 〉的討論》, 《新中華》第十四卷第24期。

28 (31) 韓鎮琪:《中國新文學史由什么時候開始---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 (初稿) 的意見》, 《新中華》第十四卷第24期。

29 參見李何林:《“左聯”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學》,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新建設雜志社出版1951年版。

30 (38) 任訪秋:《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商榷》, 《新中華》1951年第14卷第24期。

31 (33) 李何林:《敬復王、韓、任、俞四位先生》, 《新中華》1951年第14卷第24期。

32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上冊) , 第20-21頁, 開明書店1951年版。

33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上冊) , 第12頁,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34 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 第16頁, 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

35 黃發有在《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中指出, 文學會議成為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核心變量, 其政治功能本身已經被強化, 不能簡單視作一種文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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