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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雜”的寫作——溥儀《我的前半生》的成書歷程(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9-06 15:52:39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zzyljfls.com):
 
摘    要: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是“十七年”文學的重要收獲, 更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學文本, 在其成書歷程中產生了種種復雜現象, 可稱之為“復”“雜”寫作。它經歷了眾版 (文) 本的流變, 除了1964年初版的“定本”外, 近年尚有“全本”“灰皮本”“批校本”等陸續出版;除了主要作者溥儀外, 溥杰、李文達等均參與了寫作與修改, 所以它擁有“復數作者”;除了主要文體形態——自傳以外, 檢討書、口述史、批校文、他傳等都是《我的前半生》成書過程中的重要體裁形態, 共同形成一種混雜體裁特性;該作雖具強烈的文學性, 但其非虛構性和實用性最終成就的是一種“雜文學”品質。

關鍵詞:
《我的前半生》; 眾 (版) 本; 復數作者; 混雜體裁; 雜文學;

基金: 金宏宇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異文匯校;集成及文本演變史研究” (17ZDA279) 之階段性成果;

“Complicated”and“Varied”Writing: the Context of Pu Yi's From Emperor to Citizen
Ma Chunjing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 (以下簡稱《前半生》) 是否文學文本?按照中國古代“泛文學”的標準, 經史子集皆可稱文, 《前半生》當然是文學文本。依據我們當下采用的“四分法”, 《前半生》則可算是也可不算是文學文本。“四分法”中的“散文”, 有廣狹兩義, 狹義僅指美文 (藝術性散文) , 廣義則含有傳記、雜文、報告文學等, 《前半生》若歸入廣義的散文, 它就應該算是文學文本。但只有少數文學史, 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提及這個文本, 但也僅一筆帶過:“是60年代‘內部出版’而擁有大量讀者的作品。” (1) 即便有文學全史或散文專史容納傳記一類的文本, 也不能很好地用“散文”概念去把握其文學特質。于是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來自西方的“文學” (Literature) 概念和我們廣泛使用的“散文”概念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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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 重新回到20世紀曾短暫流行過的文學“純”“雜”分立的做法, 就顯得有必要了。最早周作人于1908年提出“純文章”與“雜文章”之分, 1933年童行白更將“純文學”與“雜文學”對舉。這后一對概念能很好地切分、含納所有文類。“純文學”如胡云翼在30年代所認定:“只有詩歌、辭賦、詞曲、小說及一部分美的散文和游記等, 才是純粹的文學。” (2) 而“雜文學”則涵蓋了“純文學”與“非文學” (含歷史、哲學等著述文字和應用文) 之間的所有文學文類。秉持這種文學觀念, 我們的文學史就會關注遺失已久的龐大的雜文學實存。如, 當代文學史著作寫到“十七年”文學的時候, 就不會無視唐弢的《書話》 (80年代更名為《晦庵書話》) 、傅雷的《傅雷家書》等。溥儀的《前半生》也是“十七年”文學的重要收獲, 可稱之為“復”“雜”寫作的文本。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前半生》的“眾版 (文) 本”性質。除了1964年出版的“定本”以外, 近年來, 群眾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全本” (2007年) 、“灰皮本” (2011年) 和“批校本” (2013年) , 甚至將這四種版本加上“圖錄”, 設計成套書出售, 推薦讀者并置閱讀, 取得了良好的銷量。為何在初版本問世的半個多世紀之后, 短期密集地出現了如此眾多的“版本”呢?事實上, 這幾個“版本”都屬于“定本”之前的“稿本”或“內部發行本”。“眾版 (文) 本”的產生, 與成書過程的復雜性密切相關。

《前半生》的雛形, 是溥儀在戰犯管理所寫的“認罪書和檢舉材料”。在拘押蘇聯期間, 他曾寫過一個“陳述書”, 但“寫得非常不老實” (3) 。其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也寫了一些坦白認罪書和檢舉材料, 所方認為, 總結戰犯們的前半生是促進他們自覺改造的好辦法, 因此讓溥杰幫溥儀一起寫, 還讓許多偽滿大臣提供材料。一些演義野史, 如許嘯天的《清宮十三朝演義》也作為參考。稿成后油印了60本, 分送中央各部門后, 引起高度重視。時任統戰部長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 分送中央領導同志。”于是, 《前半生》用大字號、16開本, 以“未定稿”的形式, 迅速印出400冊, 分送到領導人手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看過“未定稿”后, 認為寫得不錯, 公安部因勢利導, 責成下屬的群眾出版社完成此書的編印工作。1960年1月, 45萬字的“灰皮本”問世了, 印數7000冊, 發行范圍是政法系統17級以上干部。

1960年4月至7月間, 溥儀和群眾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李文達在香山會晤, 試圖“合作”, 對灰皮本剪貼修改, 改本卻始終不能令人滿意。因此李文達經組織批準, 決定“另起爐灶”, 除了與溥儀日?;? 還參閱了大量史料, 采訪了相關人員, 于1962年6月印成“一稿本”, 送政審。2013年出版的“批校本”, 是由藏家方繼孝先生提供的, 帶有溥儀親筆批注的“清樣”, 其底本為一稿本。在聽從了各方意見后, 形成“二稿本”。2007年公開出版的“全本”即以“二稿本”為底本 (吸收了部分一稿本內容) 。

1964年3月出版發行的《前半生》, 稱為“定本”, 是在聽取了各方意見, 考慮到各類影響, 對“全本”進行了16萬字刪減改動的情形下形成的, 是2007年以前海內外唯一公開發行的版本。

《我的前半生》版本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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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眾多版 (文) 本, 事實上是兩個體系, 即以油印本、未定稿和灰皮本為一體系, 批校本 (一稿本) 、全本 (二稿本) 、定本為一體系。大體說來, 前者“質實”而悔過書特性更濃, 后者規整謹嚴而宣傳性更突出。兩個體系的《前半生》, 顯示出與其他出版物迥然不同的版本特性。

首先, 一般而言, 版本的變遷以“同”為基礎, 不同只在局部和細節。也就是說, 細微的增刪變動是版本變遷的常態, 無論是作者、出版社還是讀者, 對版本的“同”的重視超過了“異”———一般而言, 出版社都不會將其不同版本并置出版。但群眾出版社不僅短期內陸續出版《前半生》的全本、灰皮本、批校本, 而且將幾個版本設為套書出售。“全本”有定本中未收的16萬字;灰皮本在結構、語言風格上都與定本系列差異甚大。差異性成“賣點”, 這種狀況在“批校本”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以一稿本為底本的“批校本”和以二稿本為底本的“全本”在版本比較中差別甚微, “批校本”的最大價值在于溥儀在頁眉頁腳上批注的“修改意見”。

其次, 與其他書籍版本變遷呈“漸進式”相比, 《前半生》在定本發行了40多年之后, 于2007—2013年短期內版 (文) 本更迭狂飆突進。這種情況的出現, 在于《前半生》的成書過程政治色彩濃厚, 眾文本不是屬于“機密文件”深藏檔案室, 就是“內部限量發行”, 不到相當的級別根本無從窺見。而近年眾文本的面世, 無疑得益于檔案的解密和出版尺度的放寬, 以及出版社對大眾文化消費心態的迎合 (《前半生》自21世紀以來, 銷售情況呈下降趨勢。但由于全本和灰皮本的面世, 銷售冊數增長了五倍以上) 。

再次, 與一般圖書版本演變時序遞進式相比, 《前半生》的幾個版本出版呈倒溯狀。即1964年的“定本”是當時官方欽定公開發行的版本, 2007年出版的“全本”是“定本”之前的本子, 而且本以“稿本”的狀態存世, 群眾出版社內部稱之為“二稿大字本”。2011年出版的灰皮本是比全本更早的內部發行本, 其底本為溥儀等在戰犯管理所出的油印本。

因此, 作為待修改的稿本, 《前半生》的成書時序為:

油印本→未定稿→灰皮本→批校本→全本→定本

而作為公開發行的正式出版物, 其出版順序為:

定本→全本→灰皮本→批校本

也就是說, 最晚成書的“定本”反而先出版;除定本外的各版本實為稿本, 即使“灰皮本”也只是內部出版物, 讀者群嚴格受限。文本與接受者的互動僅限于政府領導層。其被刪削的部分恰成其后出版的“賣點”。因此, 《前半生》各版本的陸續出現, 既有檔案解禁的意味, 對于《前半生》的完整而言不啻為一次變革性的舉措———不僅在于大眾對各版本的互文性閱讀豐富了此書的內涵, 還在于對成書過程所折射出的特殊年代有更深層次的歷史觀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版本《前半生》的“出版說明”和“序”等副文本 (4) , 這些文本“楔子”的不斷調整, 體現了編者對文本的理解和立場, 也影響了讀者對眾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例如, 1959年內部發行的灰皮本的出版說明, 強調這是一本“服刑期間的反省筆記”, 是“嚴重罪行的一些自我揭露”, 聲明“對文章內容未加改動, 完全按照原稿印出”, 其目的是“以供內部參考”。至2011年灰皮本的“出版說明”, 除了對版本來歷做了簡要說明, 就直言“《我的前半生》的所有版本都是政治契約”。

如將文本視作開放的, 而非既定的、封閉的架構,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和集合的存在, 《前半生》眾文本的浮出水面, 恰是對此的最好詮釋:1964年版本雖以“定本”的大一統面目行世, 卻阻擋不住前伏的各稿本、內部本露出崢嶸, 而眾文本不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且各具特色, 它們的共榮相生、層遞巡返甚或剝落演進, 都折射出該書寫作出版的整個生態系統的復雜性, 反映了潛藏于眾文本背后有意味的歷史語境, 以及其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多種因素對整個文本體系的建構和充填。



傳統作者之外的“復數作者”對文本形成的“合力”值得注意。文本不再是原初作者的“意圖”實踐, 而是有眾多生產者再編碼參與。這種再編碼的過程, 在一般成書外在形態上表現為不同版本的裝幀、編排、出版說明等, 而在成書主體上, 表現為強調“是‘作者’、‘編者’、‘印刷者’、‘傳播者’, 甚至‘批評者’一起, 共同構成了‘著作權’主體” (5) 。在這種明確作者為“復數”的理念中, 《前半生》更具典型且特別的意義。

從《白毛女》《紅巖》等作品來看, 集體創作是創作傳統之一。集體創作就意味著有“復數作者”?!肚鞍肷冯m非“集體創作”, 但卻有“復數作者”。該作自1964年正式出版以來, 一直以愛新覺羅·溥儀為獨立署名, 又以其“半生懺悔”的自傳性質, 讓人無從起疑其“復數作者”之可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 溥儀的遺孀李淑賢與《前半生》定本的重要合作者李文達因著作權的爭議對簿公堂, 該書“復數作者”的既往歷史才漸次為人了解。此處采用“復數作者”而非“集體創作”的提法, 蓋因《前半生》的“作者們”與《白毛女》《紅巖》等的“作者們”“合作方式”有所不同。雖然他們的合作有組織的色彩, 但《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等明確“合作”的方式, 對文本的建構有明確分工, 對文本的修改有明確的商討并達成一致, 他們的合作, 呈現“并行”的“戰友”的狀態。但《前半生》的“復數作者”的合作方式, 一是“線性”的“先來后到”, 二是其自傳與他傳作者的合作甚至混合狀態。

溥杰提及《前半生》的雛形, 是溥儀和他在改造階段, “各自寫出了一些東西之后”, 所方“讓我去幫他寫的”, 因此溥杰可以被認為是《前半生》三個稿本階段溥儀的一個重要合作者, 這個合作者同時又是《前半生》所敘歷史活動的主要參與者與見證人 (6) 。由于溥儀的三次登基等活動并非完全是其個人意志的體現, “恢復祖業”是當時愛新覺羅族人共同利益所在, 是團體的政治選擇, 而溥杰又和溥儀一起經歷了少年的紫禁城生活, 經受了日本人的傀儡擺布和共產黨的戰犯改造, 可以說人生軌跡的一致使《前半生》不僅僅是溥儀個人的自傳?!肚鞍肷分袑Υ加H王府運轉架構、醇親王夫婦 (溥儀生父母) 的描述, 無疑更多得益于溥杰的回憶, 畢竟溥儀三歲入宮, 十歲才得以親見生母。而《溥杰自傳》中對這一段記憶的重復敘述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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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犯管理所內生成的油印本, 還是各“偽滿洲國”戰犯共同參與的結果。所里指派阮振鐸 (原偽滿洲國駐日大使, 經濟部、外交部大臣) 和溥杰協助筆錄并提供線索, 王子衡 (原偽滿洲國濱江省省長) 、谷次亨 (原偽滿洲國交通部大臣) 、王光寅 (原偽滿洲國第二軍管區少將軍法處長) 、甘珠爾扎布 (原偽滿洲國第九軍管區中將司令官) 、正珠爾扎布 (原偽滿洲國第十軍管區少將參謀長) 等幫助回憶史實、提供史料。

另外, 香港報人潘際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采訪溥儀后所著《末代皇帝傳奇》的內容細節與《前半生》極為接近, 甚至全書目次“宮廷軼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獄中見聞”與《前半生》的敘述脈絡相似。該書出版于1957年6月, 此時《前半生》還未見雛形??梢韵胍? 潘際垌的采訪和《末代皇帝傳奇》的面世, 惠及了《前半生》的寫作。戰犯管理所和溥儀都感到其“前半生”經歷所具備的文本和歷史價值, 如果以溥儀本人的名義成書并散布, 所帶來的宣傳效應絕非《末代皇帝傳奇》所能企及。

以上復數作者的合作是半自覺或被動的:溥儀和溥杰是為了完成“認罪書”“悔過書”, 其他偽滿戰犯也是在戰犯管理所的命令下提供回憶材料。但是復數作者的“作者意圖”卻頗為一致, 寫作目的都是爭取寬大處理, 結束監禁狀態。當潘際垌得到允許采訪溥儀時, 溥儀的囚犯心態也不可能不在受訪中顯露??梢哉f, 油印本的《前半生》由戰犯管理所統籌組織而成, 是典型的“監獄文本”, 深深打上了“復數作者”整體的囚犯印記, 使得這個文本有了很明顯的“文本意圖”:過度的卑躬屈膝、動輒的痛罵悔恨。這種文本意圖顯然不能吻合于一批特殊讀者的“詮釋意圖”。有的中央領導讀過油印本后, 覺得溥儀把自己罵得太過, 反而降低了改造成功的可信度, 而溥儀將罪責全攬到自己身上, 則窄化了新舊社會的對比意義。有人認為溥儀認罪過頻, 至少不應對幼兒時期的行為負責 (7) 。這證明油印本的作者們在對歷史本質的認識方面尚有差距。油印本作為撫順戰犯管理所呈遞給上級部門的重要業績, 其題材的特殊性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政府立意將其打造為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樣板:對于異己階級, 除了鎮壓, 還有改造這一條路。毛澤東1963年會見古巴作家比達·羅德里格斯, 1964年會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阿拉尼特·切拉, 都以溥儀和《前半生》為例, 向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提供專政經驗。“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 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 (8)

同時, 《前半生》還被作為向海外樹立形象的一個重要標桿, 在標明意識形態的清風正氣、吸納海外人士同情神往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連冥頑不化的末代皇帝都為社會主義理念所感化, 正可以說明新中國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周恩來1960年1月26日接見溥儀時說:“這本書改好了, 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會說, 最后一代的皇帝給共產黨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別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9) 1961年陳毅指示外文出版社將《前半生》譯出對外發行。其中, 日文版做到了幾乎與中文版同步———1964年3月—1965年12月, 在《人民中國》月刊分22次連載 (10) 。作為最早一批《前半生》的讀者, 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意見很快就改變了《前半生》及其作者的命運。其一, 溥儀等被特赦, 進入香山植物園、北京政協文史館等處任職;其二, 《前半生》進入群眾出版社的出版流程。此后, 《前半生》的另一位重要作者、群眾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李文達與溥儀在香山飯店會面, 開始正式合作。這次的合作依然是基于“組織安排”, 先是周總理指示溥儀對未定稿修改;其后公安部決定由李文達協助溥儀整理書稿;接著由公安部部長凌云約請溥儀兄弟商談合作寫書的事。

最初, 他們用兩個月時間剪剪貼貼, 完成了24萬字的整理稿, 但很快發現不盡如人意。于是經群眾出版社批準, 由李文達重新搜集材料, 重新構思, 組織成文。為何李文達在油印本 (灰皮本) 基礎上加工的努力歸于失敗, 而不得不“另起爐灶”?這又涉及“復數作者”意圖如何統一的問題。溥儀、溥杰和其他偽滿戰犯在油印本形成過程中的有效合作, 是基于他們都是《前半生》所敘某些事件的親歷者, 他們當時共同的處境和對特赦向往的心態;而李文達所代表的組織意圖與溥儀等在油印本中展現的囚犯心態是難以達成統一的。對油印本 (灰皮本) 形成的固定的文本意圖和敘事格局, 李文達剪剪貼貼式的修改完全無濟于事, 他唯有利用原材料來重建一個新的意圖文本。

1964年《前半生》定本甫一出世, 即有海外漢學家認為此書有“捉刀人”。加拿大漢學家陳志讓教授和英國漢學家麥克利維在他們寫的書評中, 都提到捉刀人的問題。當時溥儀是《前半生》唯一署名作者, 官方也未承認過捉刀人的存在, 海外漢學家如何一眼看透其中的隱秘?毫無疑問, 一部作品是“會說話”的, 它會在不經意間透露作者的信息。在這個署名溥儀的自傳中顯示了“復數作者”之一李文達的存在。雖然, 李文達是代表組織參與該文本的重新建構, 但是其個性的光芒依然可以在文本中閃耀。

合作者李文達出身于天津大資本家家庭, 曾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不尋常的出身和經歷決定了他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例如書中寫到御書房陪讀之際, 他聯想到馬克·吐溫的小說《王子與貧兒》, 提及英國古代王子的書屋里, 也設有世襲罔替的“鞭童”, 在王子念書不好時專供老師打屁股之用 (11) 。當然, 比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如何將一個共產黨員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有效融入以末代皇帝親歷為線脈的歷史闡述之中。李文達絕不生硬地將共產主義理論強加于溥儀的認識, 而是以富于溫情的、潛移默化的方式, 將讀者拉進“階級決定人性”的場域。如定本專辟“我的乳母”一章, 為末代皇帝縱橫捭闔在各色政治方程式之間的人生平添一縷溫暖:“只有乳母告訴過我, 別人和我同樣是人。不但我有牙, 別人也有牙, 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鐵砂, 別人也不能咬……我九歲那年, 太妃們背著我把她趕出去了。那時我寧愿不要宮里的那四位母親也要我的‘嬤嬤’……” (12) 隆裕太后和四個太妃是溥儀名義上的母親, 榮祿女兒瓜爾佳氏是溥儀的生身母親, 而哺乳溥儀至九歲的乳母則出身難民。將幾位母親的恩義親厚和教養方式在天平上衡量, 形成“皇家”與“平民”的對峙, 映射階級理念, 只有漢學家陳志讓猜測的“共產黨員, 歷史唯物主義者, 歷史學者”才能達到如此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定本《前半生》的作者構成并不止于李文達。李文達完成的“一稿本”經過溥儀的批注, 二稿本經過更大規模的政審和數次專題研討, 才形成半個世紀以來唯一可見的定本格局。政要、歷史學者、作家們的意見, 也參與到文本修改和建構之中。如張治中以專業編輯的嚴謹, 對《前半生》的取材、表述、結構、校訂甚至序言, 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見。老舍對文字的流暢性和簡潔性提出要求, 指出書中不順暢及重復之處, 并認為全篇“應以溥儀為中心, 不宜太多地描繪別人而忘掉中心” (13) , 并參與修改。梅汝璈認為溥儀在東京國際法庭上推卸責任、隱瞞曾給日本陸相南次郎寫信一事, 不宜公開披露, “國際影響必定是極壞的” (14) 。于是這個情節在定本中雖未刪除, 但做了弱化處理。定本的刪削也采納了邵循正的意見, “有些使讀者特別是外國讀者感到不愉快的事實要刪” (15) 。僅審閱過《前半生》二稿本 (全本) 并提出修改意見的專家學者, 就有吳晗、老舍、郭沫若等26位。

在《前半生》的文本建構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復數作者”在組織和體制主導下, 以一種既合作又矛盾的狀態存在著, 他們有事件的親歷者、見證人, 也有記者、編輯、出版者, 更有身兼讀者、組織者和審查者三重身份的政要、歷史學者和著名作家;他們的合作是以歷時性的方式進行的, 并不同時參與同一版本《前半生》的文本建構;他們的側重點不同, 有的重政治, 有的重法理, 有的重文學, 有的重史學;他們對成書的貢獻有大有小, 對成書的影響有正面有負面。但他們在數個稿本的更易中, 促成了定本《前半生》的正式出版。這種集合力居然可以如此完美地融合于這樣一部本應為個人著述的自傳作品中, 而不至淪于“眾聲喧嘩”“喧賓奪主”, 確是令人嘆為觀止。



如果只以一般的文學知識去看待《前半生》, 它理所當然應歸于自傳文學。但從互文性理論或新文本主義的角度, 以史料披露的成書過程和眾文本呈現的多質素而言, 《前半生》的文本構成卻頗為復雜, 是道道地地的“混雜寫作”。

首先, 《前半生》的最初形態是檢討書和悔過書。這一痕跡在油印本、灰皮本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酣暢淋漓的反復唾罵自己” (16) 。以檢討書為基調的自傳, 也顯露出與大部分自傳不一樣的質素, 尤以“末代皇帝”這樣的特殊歷史角色而言。周恩來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 贊許《前半生》能夠大膽暴露, 而不是像沙皇、德皇威廉的回憶錄那樣只吹噓自己。

作為《前半生》前文本的檢討書, 并非單篇或三兩篇, 而是以集成的形式存在的。這種集成, 首先指的是并非一時一地書寫而成, 從關押蘇聯期間寫的“陳述書”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自傳”, 從哈爾濱時期寫的檢舉日寇在東北罪行的資料, 到在偽滿戰犯“學習委員會”組織下寫的一些東西。尤其是1954年春天, 遷回撫順戰犯管理所后, 溥儀“不記得一共寫了多少次坦白認罪書和檢舉材料”。不但從頭到尾寫了自己的經歷, 而且“今天一條, 明天兩條, 左也認罪, 右也檢舉”地往上補充, 逐漸從蒙騙向認罪轉變。1956年溥儀在撫順、哈爾濱、長春、鞍山、沈陽參觀的日記, 幾乎就是“灰皮本”第13章 (6) 的內容 (17) 。由此可見, 作為《前半生》前文本的認罪書、悔過書、檢舉揭發材料, 絕不是一份兩份, 也不是促然寫就, 可說是溥儀被拘押數年間的全部成果。

檢討書集成還指的是作為前文本的檢討書并非由溥儀一人的檢討書構成。溥儀的檢討書在寫作之前是有“模板”的。所謂“我的前半生”, 本是戰犯悔過書共同的命題。戰管所把寫“前半生”作為敦促戰犯自覺改造的好辦法, 從日本戰犯普及到偽滿戰犯 (18) 。如果當時偽滿戰犯檢討書有存檔保留下來的話, 出一本厚厚的“我的前半生”合集是絕無問題的。戰犯管理所的“生活檢討會”以集體組織、互相檢討的形式存在, 在偽滿戰犯“學習委員會”成立的前后階段, 溥儀的檢討書在數量和密集度上大幅增長。無論是溥儀的檢討書對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國民黨戰犯等其他戰犯檢討書的自覺借鑒和學習, 還是其他戰犯在協助《前半生》油印本成書的過程中將自身檢討書內容和觀念滲入進去, 都代表了《前半生》檢討書底本的混雜傾向。溥杰后來說:“這份材料, 只能說是一份自傳性的自我檢查, 不像是書。” (19) 這樣的文本, 即使是溥儀親筆寫就, 也不好說是其放松的、坦蕩的真實意思表達。試舉一例:

可是當我走投無路被蘇聯重新送回自己的祖國以后, 曾經因為我的緣故, 被弄得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祖國廣大人民, 對于我這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民族敗類, 不但沒有治以應得的罪, 反倒向我伸出了溫暖拯救的雙手來。即使我能夠在政府無微不至人道主義寬大政策下活到今天, 而且還使我在這始終一貫至矣盡矣的父母般關懷照顧下, 得到了學習改造機會, 而且還耐心地不止一次地把無限光明前途, 明明白白地指點給我。…… (20)

這個冗長句式中, “走投無路”“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人人得而誅之”“罪有應得”“無微不至”“始終一貫”……這樣空洞無物、密集的成語堆積, 這種看起來令人頭暈目眩、心煩意亂的表達方式, 在《前半生》的灰皮本 (油印本) 中, 隨處可見。而且在一部自傳作品中, 動輒把自己稱作“民族敗類”絕不會引起讀者的認同和閱讀愉悅。這映射出“末代皇帝”怕死貪生的惶惶心態。

其次, 《前半生》在成形過程中還有口述史的形態。作為一部自傳作品, 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回憶, 無論準確與否, 都應在文本中占據極大分量?!肚鞍肷窂囊婚_始就不是傳主運筆而成的文本。溥杰在回憶《前半生》油印本在戰犯管理所里的寫作時說:“其中最大部分是由他口述, 由我執筆, 每天擠出時間去做的。” (21) 到李文達在香山開始與溥儀正式合作, 不僅是“剪刀加漿糊”對灰皮本重新黏貼, 也把溥儀口頭補充的材料寫進整理書稿中。傳主直接運筆與口述而經由記錄者整理形成文字, 其差異性顯然是不容忽視的。把口頭表述變成書面文字的過程并非簡單的你說一句我記一句??陬^表述有真實性、生動性、即時性等特點??谑稣吆凸P錄者促膝而談, 容易進入私人話語情境, 敘出很多不為人知、甚至自己的理性都不愿意承認的真實??谑鰞热莩3J强谑稣叨虝r間內的第一反應, 容不得深思熟慮、反復斟酌、刻意掩飾, 揭示了他對事實最本真的認知, 代表了他本欲深藏不露的潛意識和價值觀, 因而更具備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資料的意義。

然而口述也具有口語化、片段性、非邏輯性等特點, 需要筆錄者有一定的引導能力, 激發口述者的傾訴欲望, 誘使口述者的思路向著自己的旨趣和邏輯走。在據實記錄之后再進行整合, 剔除枝蔓、糾偏正誤、重塑邏輯關聯, 并經口述者審核授權。當李文達向組織匯報時候說:“溥儀很多事記不清, 也說不清, 他只能說出自己的感覺, 而戰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 他說他從來沒有注意過, 所以改造工作如何進行, 自己的思想如何轉變, 他都說不清楚。” (22) 這段文字說明李文達和溥儀之間的合作, 是以李文達問, 溥儀答, 李文達記錄整理的方式進行的。這其中的情節符合口述史的特點:李文達所提的問題必定是基于他自己的要求和思路, 希望從溥儀的回憶里抽調出一部分他所看重的素材, 套嵌入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中。但溥儀的記憶整合和語言闡述能力未必能達到組織的期待。未必李文達問什么, 溥儀就能答什么。李文達希望他如何回答, 溥儀就能如何回答。于是出現了口述者溥儀的“記不清”“說不清”“沒注意”這樣一系列配合的空白與阻滯。

再次, 《前半生》還融入了批校文字。其稿本曾以“批校本”的特殊面目存世。批校是我國古籍特有的版本形態和寫作形態。批校本的“生產者”絕大部分是學者、批評家、藏書家, 他們對文本的評點和批??梢钥醋魇莻鹘y的讀者反饋機制和讀者交流機制———批校本的批語和校對文字與正文本形成對話交流生態。批校者與書作者關系密切, 批校文字對正文本的原生狀態的認識大有補益者, 僅有《紅樓夢》等寥寥幾部而已?!肚鞍肷返呐1? 是李文達主筆的“一稿本”上有溥儀親筆批校一百多處的稿本。所幸由于年代接近且科技發達, 批校本上溥儀的原筆跡和敘述口吻可以得到甄別, 不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存世均為過錄本, 且對批校作者確切身份難以界定, 沒有筆跡鑒定可能?!肚鞍肷放1镜拿媸? 坐實了《前半生》非溥儀單人著述自傳的真相。如果一稿本正文文字為溥儀本人親筆, 他不會在批注中對其中情節描述提出異議;如果李文達只充當筆錄的工作, 溥儀對個別修辭進行修正即可, 批校本絕不會是現存的狀態。

《前半生》批校本的特殊之處還在于溥儀并非普通的批評家, 他是這部傳記的傳主, 而且這部傳記標明是一部自傳。在這種情況下, 溥儀的批校事實上是成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形態, 批校文字于正文本而言既有“注釋”的功用, 同時, 對正文本的補正或者“對峙”產生奇異的張力, 令讀者可得窺見“復數作者”在文本中的合作與較量, 加深對文本豐富性的認識, 形成特殊的閱讀趣味。例如, 正文本中提到溥儀從小學習四書五經, 沒有學習算數, 以致從來沒有數字概念, 在戰犯管理所的時候, 所長指定了專人教他算術。接下來是一段議論:“五十歲的人學算術, 那一份艱難就不用說了。我的英國老師有一段話說得不錯, 中國的貴族們都是用不著算術的, 一切都有人替他們辦了。中國人的珠算是令外國人非常驚異的技能, 但是擅長這門技能的全是伺候人的人, 一切有技術的人在那時是被貴族看作卑賤的等級的。” (23) 這段話當然比動輒自我批判、自我作踐的話語要高明得多, 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了“卑賤者最聰明, 高貴者最愚蠢”的論斷, 極契合《前半生》“潤物細無聲”的統戰期待, 然而溥儀的批校是“當時, 所長并沒有指定專人教給我算術” (24) , 令期待統統滑落。又如正文本敘述溥杰第一次婚姻“夫妻感情很不好”, 溥儀批注道:“溥杰結婚后他夫妻感情沒有不好, 盡管怡瑩和別人親近, 甚至強劫我父親東西, 溥杰是始終對她留戀不已, 直到吉岡強迫他們離婚。” (25) 正文本敘及唐怡瑩和“花花公子”張學良、盧小嘉交往, 令溥杰“頗受刺激”, 溥儀糾正道:“我想溥杰絕不會因他妻子和張學良親近而賭氣。如果他賭氣, 他怎么會聽張學良的話把自己妻子送到張學良的姨太太公館里去呢?” (26) 溥儀的批注告訴我們, 不從人性的復雜和具體的歷史情境出發, 就會想當然和妄下論斷, 使傳記的歷史敘述滑向通俗演義的窠臼。

最后, 在《前半生》定本傳播的半個世紀里, 書名、作者署名、扉頁等副文本及以第一人稱敘事的正文本, 都在召喚著讀者與它簽訂“自傳契約” (27) 。但隨著《前半生》眾稿本的解禁面世和成書過程的大白天下, 該作的復合傳記性質越來越難以否認, 它其實是自傳與他傳的復合, 或者說, 是有他傳成分的自傳。毫無疑問, 作為一部純粹的自傳, 《前半生》會更容易為讀者接納、認可, 所帶來的宣傳效果會更好。這是李文達不得不隱身幕后的主因。為了將《前半生》包裝成一部純粹的自傳, 李文達及其所屬的群眾出版社頗費苦心。例如群眾出版社存檔的《前半生》書稿案卷編號2, 其中兩頁豎排版“手稿”, 第二頁有李文達鉛筆旁注:“為了美術裝幀作封面之用, 請溥儀抄寫兩頁原稿 (因是我寫的筆跡, 不適用) , 交美術組王雁同志去制版。” (28) 由是而知, 為了將該書包裝成純粹溥儀著的自傳, 特請溥儀抄錄兩頁為“御筆親書”的佐證并印于封面上。

《前半生》具備他傳性質的證據之二, 在于李文達不僅充當溥儀口述記錄者, 而且最大限度占有其他相關當事人口述, 集故宮博物院、各大檔案館、圖書館文字資料為旁證, 并對之進行爬梳整理。他不僅對溥儀周圍的重要人物都做了專題研究, 寫出了每個人的傳略, 對圍繞溥儀的重大事件, 也都進行了專門研究, 寫成專文 (29) 。僅大事記、年表, 就有20余種, 100多萬字。這樣的工作, 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編輯的范圍, 其嚴謹、務實、全面的態度, 糾正了自傳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記憶訛誤和片面闡述, 也使《前半生》在“我”的限知視角下, 竟然以一種全知全能狀態鋪展開對整個中國現代史的宏觀把握?!肚鞍肷?(全本) 附有“五十三年大事記”, 近于年譜;還有22條附錄, 包括“關于光緒‘病重’的兩封信”“進膳單”“張勛復辟奏折”等史料。批校本 (一稿本) 第七章“玲姑娘:‘福貴人’———她自己寫的回憶錄摘要”是李文達等赴東北采訪溥儀第四任妻子李玉琴的成果。定本書后的“人物索引”, 僅前六章出場人物就有中國人334人, 日本人149人, 均以姓氏筆畫排列, 附上正文出場頁碼?,F代史上如此眾多的重要人物, “你方唱罷我登場”, 且時隔多年, 以溥儀一己之力, 如何把握?如果不是各大檔案館開啟方便之門, 李文達等搜求整理資料并加工整合, 《前半生》的歷史敘述絕不可能如此完整。



《前半生》定本自1964年初版以來, 境內總印數超過187萬冊。各版本具有廣泛的讀者群, 在讀者中的口碑不俗。境外出版的《前半生》, 除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語種外, 還有西班牙語、波蘭語、印尼語、泰語、韓語、意大利語等十多個語種, 除了外文出版社, 日本、美國、英國、西班牙的多個出版社也爭相出版。1987年由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執導的電影《末代皇帝》即據此書改編, 一舉奪得9項奧斯卡金像獎, 更令此書引起關注。此后的《非常公民》《末代皇帝傳奇》等, 都是以此文本為基礎的影像生發, 說明了這個文本足夠提供充分的“文學”滋養。

《前半生》所具備的文學性, 首先在于傳奇性。數千年來, 帝王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金字塔尖, 無論是物質生活、封建禮儀、政治活動均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想象。溥儀作為中國最后一位封建帝王, 自幼長于深宮之中, 對紫禁城的熟稔自不待言, 他的人生經驗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可說是中國封建帝王的活化石。讀者對帝王生活的好奇, 是此書長銷不衰的原因之一, 何況這個“帝王”此后深度參與了中國的整個近現代史進程。

《前半生》還具有敘事性, 有貫通前后的線索, 也有復雜的人物關系的敘述, 以不徐不緩的節奏, 對各色人等時有畫龍點睛的描繪。對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等“遺老”, 也不是簡單的一鍋端, 而是以漫畫技法勾勒出羅振玉的“發跡史”及其與王國維的關系, 并將陳寶琛和羅振玉描述成意見不一、左右溥儀的兩派, 將主人公置于“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紛擾場景中, 既是觀察者, 也是參與者, 令文本頗為好看。又如, 文中寫溥儀與張作霖會面的場景。當張作霖“毫不遲疑地走到我面前, 趴在磚地上就向我磕了一個頭, 同時問‘皇上好?’”的時候, 敘述者不僅以“高興”, 還以“感激”來形容彼時皇上“我”的心情, 代表了剛被馮玉祥驅逐出宮的溥儀對軍閥微妙的心態。當張作霖說“以后缺什么, 就給我來信”, 敘述者的旁白是:“我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個寶座, 可是這天晚上我無法把它明說出來, 這是顯然的事。” (30) 既承接了前述“丟寶座” (被馮玉祥部驅逐出宮) , 又鋪墊了此后“求寶座” (赴偽滿洲國做日本人的兒皇帝) 。這一情節成為貫通前后故事的結扣。

《前半生》所具備的文學性, 也在于生動性和趣味性。從灰皮本和定本的比較中可以看到《前半生》在這方面的提升。例如寫帝師陳寶琛, 絕不是歷史書上一個符號, 其生動可感性, 絕不下于魯迅筆下三味書屋中的壽鏡吾和仙臺的藤野先生。

他時常從老近視眼鏡中和雙眼瞇成兩條縫向我贊嘆道“有王雖小而元子哉!”來表示他對于我的愛和期許。 (灰皮本) (31)

“有王雖小而元子哉!”這是陳師傅常微笑著對我贊嘆的話。他笑的時候, 眼睛在老光鏡片后面瞇成一道線, 一只手慢慢捋著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定本) (32)

同樣的內容, 因表述方式的不同, 定本的更令人難忘。又如毓慶宮讀書一段, 說伴讀中毓崇的成績最差, 是因為他“念的好也挨說, 念不好也挨說, 這就使他念得沒有興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績, 可以說是職業原因造成的” (33) 。將伴讀說成“職業”, 不禁令人莞爾一笑。定本中這類幽默和博學比比皆是, 又如描述毓崇如何代他受過:“記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進書房, 就聽見陳老師對坐得好好的毓崇說:‘看你何其輕佻!’” (34) 這些定本有而灰皮本所無的歡樂情節, 增添了《前半生》的文學性, 使該書不假道學, 不干巴, 成為“十七年”文學中非常難得的文本。

從已出版的各版本來看, 1964年初版的定本可以被認為是《前半生》最成熟、最精練、最具文學性的版 (文) 本。在組織的推動下, 借由有文學素養和歷史眼界的合作者手筆, 推進了《前半生》從油印本到定本的進程, 總體而言也是藝術成長的過程。相對于灰皮本的冗長陳述、連篇累牘的認罪, 全本的枝蔓和結構不嚴整, 定本是更具文學性的文本。

但《前半生》畢竟不是“純”文學, 而是“雜”文學, 它不同于純文學之處在于非虛構性、實用性等。在非虛構的文本中, 首先被關注的是史實的精確與否。周恩來會見溥儀時, 即對1922年溥儀大婚時是黎元洪還是徐世昌當總統提出質疑, 認為未定稿《前半生》的敘述“有點兒不對” (35) ?!肚鞍肷范ū境醢姘l行之后, 尚有上海讀者陸丹林致信出版社, 訂正定本中的七處史實訛誤 (36) 。初版的定本已是經過幾十位知名專家審改認可的“終結版”文本, 尚且難免掛萬漏一。從油印本到定本, 《前半生》逐步向“史料完備、史實精確”而具備強大的可信度 (“站得住腳”) 靠攏, 對史實敘述精確性的重視, 貫穿于《前半生》文本形成、發展的始終, 是文本層面以非虛構性為基本原則最顯著的體現?!肚鞍肷返姆翘摌嬓赃€表現在敘述的真實性。例如, 定本第二章“太監”一節, 不僅對太監的職責分工、等級制度做了詳細的說明, 也以親見親聞的個例讓讀者對太監這一封建社會畸形產物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太監是小皇帝的啟蒙老師和玩伴, 太監非常迷信, 深信萬物有神論, 得勢太監飛揚跋扈, 底層太監命運悲慘 (37) 。親歷者的敘述, 迥然不同于充斥屏幕的各類胡編濫造的宮廷戲中陰陽怪氣、扭捏作態或陰奉陽違的太監形象。

專家學者在審定過程中對文字、寫法的認識和定位也涵蓋了對非虛構性的要求, 他們認為, “文字不宜過于華麗, 要樸素些, 以與作者身份相適應, 或認為不反對華麗, 但在文學性之外, 同時要注意科學性、邏輯性” (38) 。不過, 這種精密和完備使《前半生》看上去絕非像宣傳的那樣是個人回憶著述, 從而使得《前半生》中傳主認知和感受的真實性受到質疑。這也是潛藏于《前半生》非虛構性中的一個悖論吧。

實用性則是《前半生》作為雜文學的另一特點。如前所述, 《前半生》在成書過程中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關懷, 被作為關乎共產黨形象的一個實例??梢哉f, 實用目的是《前半生》的天然屬性。因此, 一些專家對該書后半部分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前半部分。如南漢宸認為, “書稿的中后部寫得不錯”, 申伯純認為的“教育意義很大, 政治影響也很大”, “將來出版必然要轟動, 甚至還要從香港流進臺灣去” (39) , 也指的是后半部分溥儀在黨的教育下思想轉變、改造成功的部分。同時, 在傳播過程中, 讀者接受與成書意圖也不盡合拍。有學者將1966年四位海外讀者的評論與今天的四位美國讀者評論比較, 認為對于《前半生》是否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 海外讀者一直保持著高度敏感 (40) 。國內也有讀者將《前半生》一書分為“改造前”和“改造后”兩個部分, 認為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更具史料價值 (41) 。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作者意圖和讀者接受的錯位。

在《前半生》成書過程中的種種“復”“雜”現象, 它的雜文學特質, 都召喚著我們對它作為“十七年”文學的重要文本給予再認識。

注釋(參考文獻):

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第160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

2 胡云翼:《胡云翼重寫文學史》, “自序”, 第6頁,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 溥儀:《我的前半生 (全本) 》, 第253頁, 群眾出版社2011年版。

4 參見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的副文本》, 《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5 谷鵬飛:《文本的死亡與作品的復活---“新文本主義”文學觀念及其方法意義》, 《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

6 參見溥杰:《〈我的前半生〉 (序) 》, 《我的前半生 (定本) 》, 群眾出版社2013年版。

7 (8) (35) 王慶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驚天內幕》, 第12頁, 第31頁, 第9頁,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 (10) (14) (15) (17) (28) (36) (38) (39) 轉引自孟向榮:《探尋丟失的歷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話》, 第4頁, 第108頁, 第108頁, 第162頁, 第146頁, 第133頁, 第35頁, 第8頁, 第17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9 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 (全本) 》, 第48頁, 群眾出版社2007年版。

10 (30) (32) (33) (34) (37) 溥儀:《我的前半生》, 第81頁, 第210-211頁, 第67頁, 第64頁, 第65頁, 第73-79頁, 群眾出版社1978年版。

11 于浩成:《老舍先生為〈我的前半生〉改稿一事紀實》, 《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3期。

12 《〈我的前半生 (灰皮本) 〉出版說明》, 群眾出版社2011年版。

13 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期間所寫懺悔作品近500篇,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史證》一書, 即這些作品的選集。參見孟向榮:《新中國處理戰犯政策與〈我的前半生〉》, 《探尋丟失的歷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話》, 第175頁。

14 溥杰:《我與〈我的前半生〉》, 《人民日報》1982年12月15日。

15 《〈我的前半生〉第一稿選編·尾聲溥儀懺悔錄》, 王慶祥:《〈我的前半生〉背后的驚天內幕》, 第243頁。

16 溥杰:《〈我的前半生〉 (序) 》, 《我的前半生 (定本) 》。

17 (29) 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樣問世的?》, 《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18 (24) 溥儀:《我的前半生 (批校本) 》, 第51頁, 第51頁, 群眾出版社2013年版。

19 (26) 溥儀:《我的前半生 (批校本) 》, 第196頁, 第196頁, 群眾出版社2013年版。

20 [法]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 楊國政譯, 第6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21 溥儀:《我的前半生 (灰皮本》, 第110頁, 群眾出版社2011年版。

22 轉引自何明星:《〈我的前半生〉一書對外傳播的半個世紀》, 《出版廣角》2012年第6期。

23 黃青蕉的短評[OE/OL], 2013年7月20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1433/comments, 2017年9月10日。

<“復”和“雜”的寫作——溥儀《我的前半生》的成書歷程>附論文PDF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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